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仍然“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他们那时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安娜因此闹着要回日本。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冈。同年4月1日，郭沫若带着一腔凄凉的心绪也离开上海追随妻儿去了，他觉得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场迷梦。

　　这年春夏之交，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家里穷得连桌子都没有，他便用一只中国式皮箱来代替，没有砚台，便捡了块砖头磨平当砚台。郭沫若坐在草席上，用了50个昼夜，译完这部20余万字的大著，但家里仍是“穷得没法”。他说：“我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安娜把冬衣、棉被陆续送进当铺；一部《歌德全集》当了一张五元的老头票；刚译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只当回五角钱。

　　1924年11月中旬，郭沫若携家眷重返上海。他觉得“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次年4月和8月，他先后应聘为大厦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经济出现了转机。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北伐军抵湖北崇阳时，郭沫若写信告诉安娜，“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自己“异常的顽健”，并祝妻儿健康。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于8月4日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因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化名吴诚，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乘日本邮船“卢山丸”亡命日本，家眷另乘“上海丸”前往日本，约定在神户聚齐。郭沫若说他是“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子到日本去亡命的”。开船时，他望着沉默的祖国，流下了眼泪。

　　亡命日本十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治史，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郭沫若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

　　在艰难环境中矗起的这座学术丰碑，同样凝结着安娜艰辛的劳动。安娜把宅前的空地辟成菜园兼花园：蔷薇花旁长着紫苏，大莲花旁结着朝天椒和蕃茄，院角笼子里养着一群鸡……小小的庭园，是亡命者郭沫若慰安的天国，使这个家庭于贫困、忧愁中时见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