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文化新闻动态   作者:佚名   热度:

先生总是以自己的心去触摸历史,从不是站在空虚的概念上。在《五猖会》中,一件小事,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先生的温度。小时候,他想去五猖会玩,但父亲非要让他背过《鉴略》才能去。在他看来,那是一本无趣的古书。可为了出去玩,他终于背过了,但他去玩的时候却高兴不起来: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诧异”一词,照亮了先生过去的心绪。他书写那段小小的个人历史,表达的依然是对历史文化的忧思。父亲那样一个出自文化无意识的“命令”,让童年的“我”特别不快乐,这是为什么呢?童年是一个人最单纯最无邪的时刻,能让童年的“我”忘记了五猖会的快乐而记住了父亲无理的命令,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创伤记忆。因此,那传统文化对源初之人性、对自由之童心的压抑和损害,是先生的切肤之痛。从来都没有空洞的历史,只有承载了历史记忆的具体个人。先生对许多人和事的批评不留情面,都是洞见了那历史中残存的阴影,但他从来没有置身事外,他手持利刃,向我们自剖了他受伤的内部。他知道自己也已被那阴影感染,自己只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是扛起黑暗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里去的牺牲者。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终极命运,便是要与那黑暗同归于尽。因此,先生的精神底色是大悲凉的,每念及此,我都会感到一种切肤之痛,从而隐约触摸到他的大悲悯。只有理解了鲁迅先生的大悲凉和他的大悲悯,才能洞察我们的来路,才能寻找我们今天与未来的去路。

王威廉:鲁迅的目光 | 新批评

无论读了先生多少文章,还是忍不住一种冲动要问:鲁迅究竟是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是一个当代中国人这样发问,要不被视为文盲,要不就是如我一般别有思虑。但是一个外国人这样发问呢?我们应该怎样跨越文化语境的障碍,去告诉对方鲁迅究竟是谁?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很容易回答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而且还越来越难回答。因为我所置身其中的文学场每年都会有关于鲁迅的种种争论,那些纠缠不清的话语如同浓雾升起,有时令我深受启发,仿佛发现了先生思想的新的可能性,但有时——也许是大多时候,我陷入了某种自我质疑当中:我是不是对先生的理解有误?我是不是特别浅薄,以至于失去了阐释鲁迅的权利?

在网络空间里,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民间表达,甚至不乏彻底否定鲁迅的言论,而两个熟读鲁迅的人都想用鲁迅的话批倒对方,鲁迅变成了一件话语的兵器,这实在是非常荒诞的文化景观。因此,学者王富仁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在当下多元化的视野里,我们失落了一个具有相对确定性的鲁迅。”鲁迅作为作家自然注定是文化意义上的鲁迅,是可供阐释的鲁迅,但是,如果偏移太远,失去了“相对确定性”,实则面临着意义失效的困境。

我不能忘记汪晖先生阐释的鲁迅,那个幽深精微的哲人形象,将鲁迅的内在复杂性充分敞开。我也不能忘记钱理群先生阐述的鲁迅,鲁迅在他那里是一个有着滚烫灵魂的精神导师。钱先生是北大教授,却一直在跨越学术的门槛,向全社会、向年轻人乃至中学生阐述鲁迅,满怀着类似传教的信仰与热情,这让我对他有种发自心底的尊重。他们的研究与阐释至少构成了我个人对于鲁迅理解的重要基石。他们自然是在“相对确定性”的范畴之内锻造出的精神铁锚。

我在这里想特别谈谈阎晶明先生阐释的鲁迅,他在近年的许多文章中尤其是《鲁迅还在》一书中,以极为日常的视角用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著述文字互相印证,还原鲁迅先生“相对确定性”的生活细节或生活真实。阎晶明先生的文章涉及鲁迅的烟酒、居住、纪念逝者、友谊、疾病等等,切口似乎很小,但这却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生命事件,这让我们阅读之际,便有了一种与己有关的心境,鲁迅先生的看法也有了融入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可能。就我而言,因为我本人作为作家一直处于写作、现实与生活这三者的复杂纠缠之中,所以对于鲁迅先生的这些生活细节极为感兴趣。我所面临的一切境遇在先生那里是怎样的?他如何在一天天的日常生活中生出精神的根须与艺术的枝桠?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更加本质的生命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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