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是要平常心。我相信，所有作品的写作，是在获奖之前。比如我们谈中国文学，谁的作品最牛？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曹雪芹没得过，李白没有得过大奖，他们的作品怎么样？流传至今。

中国当代文学，有一批很好的作家，韩少功、张炜、王安忆、铁凝、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张承志等，他们的作品，比奖更重要。

。

.

当作家，不当部长

张英：你说，“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为什么？

王蒙：中国有几个人不尊重孙中山？美国人不尊重华盛顿、林肯？政治当然是伟大的事业，有的领导人在政治上起了很巨大的推动作用，给他的国家、民族造福，这样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至于中国，有许多人在投身于革命的时候，是抱着献身的精神，是抱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甚至也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这种精神。中国参加革命的人，有很多人是家庭出身非常高，很富有，他把家也不要，被一种伟大的理念所唤醒起来了。

2010年，我在和美国作家交谈的时候，还特别说到这个，我说作家是非常喜欢做梦的人，但是当他的梦想成真了以后，他会感觉失去了梦想。那么在他梦想老是不成真的时候，他会逐渐地忘记自己的梦想。

我为什么在十九岁时，1953年的十一月开始写《青春万岁》，就是因为我体会到，那种年龄又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青年人的激情，它不可能永远存在，永远处于激动状态。但当你把它写成一个小说的时候，当你用二十多万个字把它排列在那，放在那，把一切都记下来的时候，它有可能比你的记忆、比你的感动更长久，有可能在你衰老的时候，这些文字还没有衰老。

张英：现在，总有人叫你王部长，你喜欢政治吗？

王蒙：不由得我喜不喜欢。当时我想了一些办法，我想免除对我这个文化部长的提名，但是这里你越这么奔走，越谦虚不想当，上面领导的决心越大。所以我当时是提出来：我可以做三年。

因为实际上你说卷入也好，投入也好，我投入政治生活已经是一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从我最早开始提笔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开始，小说发表以后，不由得我喜不喜欢、愿不愿意，我已经摆脱不了政治对我的文学和人生的双重影响了。

再有一个，从我的性格上来说，我有过非常感情化、形象化、细节化、文字化的这一面。但是我也有一个喜欢分析问题、喜欢表达意见、喜欢发出声音的这一面，就是这后一面，使我有这个缘分，才有文化部长这么几年这方面的历练。

这个岗位，它也有我机遇的另一面，它能表现我某些另一方面的特长。比如说我很会辩论，比如说我从小就在共产党内过组织生活，我知道一些话该怎么说，有些建议该怎么提，什么时候该接受哪些东西，或者在接受当中还可以有所保留。所以在具体事情上我在有所保留的同时，又可以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起到一些积极的正面作用。

我还跟您说一个很有趣的话，您知道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他是相当书生气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没有人拿他当政治家当官员看待。但是，他当过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他有一句名言，对我也起作用：他说，我们当一个什么官员，起码顶掉一个坏人。他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是：如果好人全都拒绝这个职务的话，就只能让坏人来主宰我们的命运。

张英：吴冠中先生生前，接受我采访说，他当年在海外留学，很自豪地回新中国了，跟这个土地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后来看到很多不平事，觉得他应该学政治，他说只有当政治家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美术治标不治本。

我相信一个人，想改变某一些事件，实现某些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时候，政治可能是一个最有效的力量和工具，可以立竿见影，达到这种效果。

王蒙：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我并不赞成，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各式各样。美术有美术的作用，唱歌有唱歌的作用。如果说从它的格局大来说，那是政治。所以我曾经在论述李商隐的时候，我反复地强调，李商隐不仅有无题诗，而且有政治诗，他的政治诗，扩大了他的艺术格局。但是也有另一方面，你再想通过政治来改变某些东西的同时，政治也在改变你，而且政治的格局最终也可以吃掉你这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