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改进当然是艰难的，对孔乙己是，对阿Q是，对N先生是，对华老栓、赵老爷、陈世成同样是，没有人愿意吞下难咽的苦药，我们更愿意掩盖它，更愿意别人赞美我们甚至赞美我们并不存在的所谓美德。既然自我改进那么艰难，而且总会将自己的短和小显露给别人，于是我们就开始发明“视而不见”的方法，我们开始宣布能显示短和小、粗和劣的一切都已死亡，我们开始将一切能照见我们的短和小、粗和劣的镜子“义正辞严”地剔除，鲁迅先生的遗产已经属于可观摩但无实用的旧物……

回到刚刚的问题，小说还剩下了什么？剩下了集体讲述倒霉蛋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将从小说开始的时候遭受一系列的悲剧和丧失，甚至不同人写下的不同小说里，主人公遭受的悲剧和丧失也大致相同，物质的不得和欲望的不得……他们貌似对所谓的底层有着同情但本质上只是对悲悯的消费，引得一些有三流社会学知识的批评家们趋之若鹜。小说还剩下人性，而这个人性被简化为欲望，是欲的得到与得不到，是得到了欲的怅然和“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的愤慨。在这一所谓的“人性开掘”之中我们更多见的是无事之非，它没有对星空的仰望，也没有对自我行为的步步逼问，它回避了属于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精神的甚至现实的向度，自我塌缩和矮化，是韩春燕指出的那种“室内剧”。那些掌握着简明读本的三流社会学知识的批评家们也对此趋之若鹜，只有那些能被他们所理解的知识才会让他们兴奋并有话要说。“开掘人性之谜”，就这点浅陋的欲望书写也能号称人性之谜，也能叫开掘或发现？这样的提供，比起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的提供是多了还是少了？

在莫言的、余华的、苏童的、孙甘露八十年代伊初的小说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共性问题，就是他们的小说中时常“权力在场而社会缺席、法律缺席”，这与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对公检法系统的破坏有关，而数十年后我们的写作中依然显得社会缺席、法律缺席，处在室内的人物不与社会和法律发生关系，而那些倒霉蛋也几乎不与社会和法律发生关系，生活只给他单一向度，他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在承受……这种顺着前人的惯性一路写下来是不是一种堕性，是不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无能？

好吧，我们剩下的，就是讲述一个简单的、能让人不太费脑子思考的故事了，而这个故事，说实话多数人还讲不好，他们已经匮乏艺术的耐心，匮乏艺术的精心——当然耐心了精心了给谁看？掌握某些话语权、到处跑场子的批评家们试图在你的文字中寻找的不是艺术不是耐心，而是他理解的社会学知识……

鲁迅的精心只属于鲁迅的时代。那些反复谈到“一棵是枣树，而另一棵还是枣树”的批评者们未必意识到它有什么好，他们谈及不过是出于人云亦云的惯性，出于对神龛上那张纸片不置疑的崇敬而已。在整个文化界，我觉得我们大约比任何一个可知的时代都浮躁、都麻木，它自然会体现于文字上和我们的小说中，体现于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中。我们是不是像布罗茨基说的那样，是一个二流时代的忠实臣子？不，我甚至觉得能进入所谓的二流都是极奢侈的事了，这，真是让人悲哀。“今天，现代性已经熔化在大众媒介巨大的活力之中，成为现代的意味着竭尽全力追随时尚，顺从，比所有最顺从的人都更彻底地顺从，现代性已经穿上了媚俗的衣服。”米兰·昆德拉在著名的耶路撒冷的致词中谈道。而顺从和退到安全区域的我们，遗忘了小说之用的我们，有意无意去除了启蒙性的我们，当然显得更为媚俗，甚至本身就是俗的核心部分。太多的人，太多的写作者，他们随世俯仰，在媚俗之流中如鱼得水，成为一种示范。他们不仅忽视和诋毁启蒙，而且还会轻视和诋毁标准、规则，以便在标准的阙如中获得更多。

强调文学的无用之用已经有十数年的时间，它成为了一种深入化的“流行”。强调文学对人性的挖掘也有十数年的时间，它们同样成为了一种深入化的“流行”。它，有它片面的合理性，但现在我们应当对它进行审视与更直接的追问了。

四

重新翻捡鲁迅小说中提到的那些名字：《阿Q正传》里的阿Q，《狂人日记》里的那个狂人，《祝福》里的祥林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所创造出的人物往往是弱个性、强共性的，他的名字是张三是李四关系不大，甚至名字的有无都关系不大，他往往会是一类人的人性、行为、精神内质和命运的“代言者”，具有更强的无中生有的性质，具有更强的寓言化的性质。他，产生于理念，就是在他的面部表情中也隐约可见“理念”的骸骨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