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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中国诗歌的语言之体和文化之用

  读者在2021广州新年诗会现场参观。许建梅摄/光明图片

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中国诗歌的语言之体和文化之用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举办。新华社发

  编者按

  什么是诗歌?《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美学家朱光潜说:“诗是一种惊奇。”的确,诗歌以其丰富的情感、凝练的语言、美妙的韵律,书写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今天特邀三位学者结合自身诗词研究和创作的体悟,分别从诗歌的语言艺术与文化内涵、语言创新以及修辞手段等层面,讲述诗歌国度的诗意传承。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统源远流长,遗产丰厚。无论创作、欣赏,还是批评、接受,诗歌一向都是中国文学长河的主流正脉。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方式,诗性智慧渗透在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鲜明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民族。诗性语言,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彼此呼应,构成中国诗歌体用不二的整体。

  1.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诗歌尤其如此。中国诗歌的许多概念,在西方缺少相应的语词,如意境、滋味、兴趣、风神、气象,其根源即在于语言。所以朱自清在《诗的语言》中指出:“本质而言,诗歌不过是语言,一种纯语言。”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而汉语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因为最适合情兴和意境的生发,若干汉字组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朦胧、象征、暗示、含蓄等艺术魅力。

  汉语缺少词形变化,但有四声的区别,词和词的连接往往不是形连而是意连,其间关系非常灵活。很多时候,逻辑连接词需要读者来填充,因而造成中国诗歌富于灵动的效果,富于包蕴性、联想性、多义性,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

  比如罗隐的《登夏州城楼》:“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两行诗、两组意象,密集排列,缺少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往往不知所云。可是,若给关键的“唐”“晋”二字,增补一些背景知识和联想,意象和情思就会随着两句之间的互文关系,行云流水般渗透出来。

  这里要引入一个诗家语的概念,即由于字数、格律和声韵等限制,诗家所特有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于散文等其他文体,往往更趋精练含蓄,语句叙述则变化多端,经常有跳动性。

  比如运用互文,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马客在船”(《琵琶行》);运用紧缩,把两句的意思压缩到一个诗句里,其间的关系留给读者体会,像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还有活用,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风鸣两岸叶”(《宿桐庐江》),王维“郡邑浮前浦”(《汉江临眺》),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散文也经常使用词类活用这一修辞手段,但远不如诗词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运用省略,比如,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两句之间省略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钗分一股合一扇”(《长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动词“穷”“分”;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香雾”“清辉”后省略谓语。还有上下句之间语意须互相补足的,称“交互省”或“会意省”,如孟浩然“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山中问答》),从答话可推知问话内容;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实际是说,昔闻洞庭湖上有岳阳楼,今登岳阳楼观洞庭湖。

  还有错位和倒装,比如杜甫“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啄馀鹦鹉粒”应为“鹦鹉啄馀粒”的倒置;李商隐《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把本应在句前的“不缘”“应是”插入句中。而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积寺》),正常顺序应为:危石边泉声咽,青松上日色冷。经倒装,泉声、日色更为突出,显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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