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英国，中国文学作品的传入几乎都要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中转。《中国通志》1735年在法国出版后，第二年英国就有了删节版的英译本，1738年和1741年分两次出版了全译本。1741年哈切特的《中国孤儿》在伦敦出版，这是欧洲人改编的第一部中国戏剧，也是《赵氏孤儿》在欧洲最早的改编。1755年，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在法兰西喜剧院演出，《赵氏孤儿》的故事首次登上欧洲舞台。1756年英国人亚瑟·墨菲在伏尔泰改编的基础上创作了《中国孤儿》，1759年2月开始在特鲁里街剧院演出。

　　在法国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新古典主义，到了英国便不再适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违反“三一律”的例子比比皆是，而18世纪的英国古典主义文学家，也正如钱锺书在《17、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中所言，“不像同时代的法国人那样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哈切特在剧本的献词里写了这样几句话，足见他对《赵氏孤儿》的喜爱：“恕我直言，尽管杜赫德所给予我们的例子(是这部作品的基础)非常粗俗，远非完美；我依然相信，故事中那种毫不矫饰的笔法，即使是欧洲最优秀的剧目也无法相比。”在桂冠诗人怀特海为墨菲所写的序言中，我们读到几句写给新古典主义的“挽歌”：“古希腊和古罗马说得太多。它们的宝藏已见底，无论哪个都不再吸引我们：即使偶尔尝试，终究也是徒劳。”在这位桂冠诗人的笔下，中国文学则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夜诗人那雄鹰一样的翅膀/为了新的美德，将飞往一个光明的国度，/从那位于东方的中国，为求贤若渴的不列颠，/带来孔夫子的教义。”

　　在《远东和英国人的想象》一书中，罗伯特·马克利说，“18世纪的中国为英国保皇党人提供了一个强化其社会政治观点的途径”。哈切特的《中国孤儿》正是这样一部讲述英国时事的政治讽刺剧。国王乔治二世软弱无能，国家被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控制。沃波尔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是陆军元帅阿盖尔公爵，后者因为在议会与他发生冲突而被免职。哈切特受到这件事的触动，以《赵氏孤儿》的故事为框架，写了一个首相陷害大将军的故事，并将这个故事献给阿盖尔公爵。

　　哈切特对故事情节和人物都进行了改编，其时间跨度从原来的20年缩短到几个月，这样一来，孤儿还没有长大，也就不可能复仇。在哈切特的故事里，主角不是孤儿而是宰相——一个把个人对权力的欲望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因而情节就围绕着惩恶除奸展开。剧中人物的名字也非常有趣：宰相叫“萧何”，就是西汉时刘邦的谋士，原作里的公孙杵臼叫作“老子”，孤儿是“康熙”，赵盾的护卫提弥明叫作“吴三桂”。有人考证说，哈切特是从《中国通志》的索引中找出一些中国名字，随意地安在人物身上，造成了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哈切特在剧本中情感高潮的地方加入唱词，从形式上尽量向元杂剧靠近。但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柳无忌在《〈赵氏孤儿〉探源》中说，哈切特的这些唱词，“既没有起到艺术性的修饰功能，于故事的发展也毫无促进；无法与元杂剧中的唱词同日而语”。

　　哈切特的改编从未被正式演出。1737年，英国政府出台《戏剧审查法》，负责审查的检验官约翰·拉尔庞收集了1737年至1824年提交审查的戏剧原稿，叫作《拉尔庞戏剧选集》，现在是亨廷顿图书馆的馆藏。这个选集里找不到哈切特的《中国孤儿》，因而可以推测这部剧并未提交审查。但是这部改编剧的意义并不在于此。18世纪的很多英国作家，如蒲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都曾撰文讽刺沃波尔的专制。可以说，哈切特的改编恰逢其时，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为沃波尔在1842年下台贡献了一份力量。

　　4、亚瑟·墨菲

　　亚瑟·墨菲的《中国孤儿》反映的则是欧洲政治，或者说是英法两国的关系。从1756年到1763年，为争夺殖民地和欧洲霸权，英国和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和俄国同盟之间爆发了“七年战争”。在战争前后，英国国民的反法情绪十分高涨，法国成了众矢之的。在这个时候写一部以法国作品为蓝本的剧目，很可能会招致反对和误解。也许是为了规避风险，墨菲在剧本中附了一封写给伏尔泰的信。在信里，他批评伏尔泰的作品：“尽管有些令人失望，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似乎是宣告，他将在伏尔泰作品的基础上做出改进，将从一本法译中国戏剧展开对法国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