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珠宝典故趣闻 宝石玉器传奇故事 作者:佚名 热度:
大型古建筑群“龙王庙行宫”位于江苏省宿迂县皂河镇,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直至清末历朝修缮、扩建,规模宏大,雄伟壮丽,气象万千,吸引了众多观者。然而,游客们每每在赞美它壮观之余,对于该行宫的缺失都会慨叹万千。天灾人祸,使这座本应堆金砌玉、满目繁华的皇家禁苑中,无数宝藏流失湮灭,让人扼腕长叹。
明清两代,一直都把河工、水运看作国家头等大事,而祭祀河神则被认为是水运畅通、御灾捍患的必要保障。在运、黄两河的沿线,祭祖河神、水神、龙神的祠宇很多。但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皂河龙王庙行宫。该庙始建于明初,自清以来逐代增饰。清帝多次亲临祭祖。庙中原有的匾额、碑刻、书画多出自清帝手,各殿中供奉神祉的陈设用具,无不遵循皇帝礼制,爵、豆、觚、尊,三设六供,一应俱全。一切银器、铜器乃至瓷器、玉器均为朝廷御赐,其他的木器、雕像、石刻、清供用品,其数量之丰,工艺之精,无不流光溢彩,精巧奢丽,远非一般民间庙宇所能比肩。
随着清朝皇帝多次临幸,加上岁时祭祖封赏,龙王庙行宫的珍藏不断增多,有些在今天看来价值连城的东西,在昔日行宫中都司空见惯。据行宫中最后一任方丈戒明和尚回忆,当时各殿神祉前供奉均用铜制宣德炉,总数不下三十个。按现在拍卖价格,每个宣德炉均在十万元以上。除正殿神像之外,僧人斋舍内供奉的都是一两尺高的銮金铜佛。这种铜佛的价格如今约在三十万元左右。至于各种官窑瓷器,包括戒明在内的和尚们还俗以后,还都保留了许多,作为农家盆罐。而一件官窑青花瓷,如今卖上百万元已不是新闻了。另外像乾隆帝五次题诗的真迹,康熙、雍正所题的匾额、楹联、赞语,加上历年所接圣旨、御赐藏经计二百余件,俱由方丈亲自珍藏。
今天,站在这些金碧辉煌的殿阁楼台前,依稀还是往昔的香烟缭绕,而数百年的沧桑,已让繁华落尽。那些曾经让我们骄傲和景仰的文化遗产,那些琳琅满目的珍藏,大部分都已散佚流失在一个个恶梦里。笔者仅能凭着当地老人的回忆、蛛丝马迹的线索来追寻那些扑朔迷离的宝藏遗存。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行宫几遭兵匪。如1929年,国民党岳继竣部队来宿迂镇压刀会,烧杀抢掠,肆无忌惮地抢劫走行宫中文物无数。其中一个营长还看中了龙王庙寺院慈善堂中供奉的一尊大型玉佛,指示手下将其抬走,谁知抬到镇中火神庙附近,却怎么也抬不动了。镇中父老乘机求情,并说玉佛显灵了,不愿离开皂河。那军官有些害怕,只好作罢。而那玉佛一直放在火神庙里,解放后火神庙一度成为文化活动中心,有人将玉佛放倒,坐在上面拉琴唱歌,后玉佛又被人掀翻到庙内池塘中。镇卫生院在此成立后,又在池塘处垫土,盖成了宿舍。
土改后,龙王庙行宫的庙产湖田全被分给农民,僧人们坐吃山空,更加变卖庙中各种文玩古董。当时庙里一件红木条几,只卖二三元钱,一把硬木太师椅还卖不到一元钱。庙周围的农户中至今仍有人保存着当年购买的木器家具。
在此期间,最令人痛惜的是乾隆龙床的被毁。在临被赶出庙门的那个冬天,戒明方丈和几个小和尚到处找不到烧火的柴禾了,能烧的已经烧完,总不能拆殿上的檀条吧,于是戒明只好狠狠心,亲手将龙床从后宫墙上取下(原来龙床是挂在后宫墙上的),用斧头劈开,当柴禾烧锅做饭了。戒明生前每忆至此,自己也叹惜不已,据说那龙床极其熬火,做了近十天的饭才烧完。这和后来庙里的大禹王神像的遭遇是一样的。“文革”前后,神像全被摧毁,泥塑的被捣掉,石雕的被砸碎,木刻的大禹王神像也被拉下神坛,用斧头劈坏,扔到了街东村部。村部冬天开会,天冷便劈一块神像来烤火,据说一烧满屋香气,一直烤了一个冬天才烧完。
离龙王庙行宫不远的北边有两座小庙,一为佛家,供观音,称观音堂;一为道教,供天后娘娘,称惠济祠。因道姑和尼姑都是女人,老百姓便统称两个庙都叫奶奶庙。龙王庙行宫被粮食部门征用后,汗牛充栋的经卷、碑帖都被运到了这里存放。当时奶奶庙正殿和两庑中都被塞满,无人过问。四周的农户起初都去扯回来当手纸,因为多是宣纸,毛边纸,纸质绵软,所以很受欢迎。后来渐渐发展到扯回烧锅,火旺而无烟,村民争先效仿,日久天长竟然一空。街头村老会计一日做账,因无演算纸,想到奶奶庙拿些经本,可是一开门才知已是空空如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原宿迂市文化部门在着手对龙王庙行宫进行建国后第二次抢修的同时,也开始了对龙王庙原始文物流失去向的追寻工作。文博人员通过开座谈会,拜访知情者,下田头、进农户调查了解,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1997年夏,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姓蒋的民间鼓乐艺人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在附近某镇的农具厂厂长家吹喇叭时,曾看过一座铁鼎,鼎上的铭文表明这是皂河龙王庙的遗物。该厂长自称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皂河镇卖给该农具厂的。文博人员非常兴奋。须知当年龙王庙行宫的铁鼎可算是宫中一绝,它以精铁铸就,两米多高,状如玲珑宝塔,雕龙刻凤,多层飞檐,烫金主顶,如果其能回归,无论是从文物保护角度,还是从行宫历史资料的研究角度,都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得到了有关部门同意后,文博人员决定正面接触该农具厂厂长。几次谈话,那厂长却一口咬定从未见过什么千斤铁鼎,并带着文博人员在厂区巡视了一番,的确不存在此物。
文博人员并不气馁,决定主动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对该厂长加强国家文物法规知识的教育,经反复宣传,耐心说服,该厂长终于承认自己的确藏有龙王庙行宫的一件铁器,这是自己买断农具厂产权以后,从农具厂仓库中搬回家的。但这件铁器绝不是文博人员所说的千斤铁鼎,只是一个状如铁盆的东西,因为不认识就马虎地称之为鼎。该厂长从家中搬出此物。这是一个直径二尺左右的大型铁磬,呈盆状,四壁铸有铭文,为光绪年间皂河龙王庙方丈绪控监铸。文博人员试着敲击一下,音质悠长舒缓,非常优美,可谓保存完好。所有的文博人员都十分高兴,那厂长亲自开了卡车,运着铁磬,回到它阔别了四十年的龙王庙行宫。
1983年,省市有关部门对皂河龙王庙行宫进行了解放后首次大抢修。这个新闻在报端公布不久,当时的宿迂县文化部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闸北区的信。写信人自称解放前在龙王庙行宫里做和尚,解放后还俗,到上海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写信之时,已退休在家。
这名退休工人在信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宿迂第二次解放的前夕(即1948年6月),当时做小和尚的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内方丈珍藏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的御笔真迹、几大包圣旨,和一些当时认为价值较高的字画、账本等物品全装入箱中,埋入地下。信中指证,埋藏的地点是在后大殿内楼梯拐弯处的正下方,靠墙边向里第九块罗底砖下,中心深度五尺到六尺左右。
阅信后,县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个无稽之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头脑中“左”的东西仍占据相当位置,另一方面,文物意识淡漠,认为此事即使是真的也不过是一些“封建糟粕”而已。但当时有一位负责新闻科的同志却留了心,他会同了当时负责文博工作的图书馆长,一同来到实地考察。令他们失望的是,后大殿早已面目全非了。原大殿是重楼结构,但二楼被解放初期粮食部门拆掉,已不存在楼梯,所以楼梯拐弯处就无从找起。另外,地面上早已打上了厚厚的水泥层,第九块罗底砖就更无法确认。最重要的是:当时殿内满满地贮存了几百吨粮食,想见到地面都不可能,更别提挖五尺六尺了。所以,他们二人只好作罢。
直到1999年,省市文保部门决定对龙王庙行宫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复,而重修后大殿也在修复计划之内。恰巧,当年在宣传部工作的那位同志已是宿迂县主要领导之一,同时负责此项工作。他回想起当年的那封信,便明确指示,在这次修复过程中,一定要多方配合,注意寻找当年可能匿存的文物。
2000年夏,皂河龙王庙行宫后大殿重修工程动工,地基挖掘工作刚刚到一半的时候,工地上便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施工人员在东墙根处挖出一块残破石碑。文博人员在清理现场后,没发现其他物品,便指挥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石碑抬出。
经初步研究,这是块记载着龙王庙行宫当时庙产土地情况的纪事碑。这块石碑的发现对于研究龙王庙行宫的源起、经济供给。发展状况,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然而,接下来的施工过程,却给热切期待的人们泼了盆冷水。在历时两个月、深挖了近三米的地基清理过程中,文博人员及施工人员过滤普查了所有取出的土层,除了发现大量的瓦砾、瓷片、木炭、石灰等文化层之外,可谓一无所获,令人大失所望。
事后,建筑技术人员和县博物馆同志就此事做了认真分析。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发现上海来信中所说的“御书圣旨”之类的宝藏,也不能就认定当年的上海来信是凭空捏造。根据古建工程人员分析,尽管后大殿地基挖得很宽,涉及面很广,但毕竟殿中央地面仍没动土,说不定该宝藏正是埋在殿中央了。因为不是正式挖掘文物,所以不便专门深挖。根据博物馆人员的比较和分析,发现挖出的文化层中有大量的和此殿原地面建筑相一致的砖瓦石灰等建材碎片,这说明在1957年左右,粮食部门拆掉大殿上层时,已经挖掘过殿内地下部分了。也许,那批宝藏在当时已遭厄运了。
1998年底,与皂河镇仅一河之隔的王官集镇某村的一位田姓老人,在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他当年曾是龙王庙里的守门僧人。在1948年6月,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里的银元、银器和一部分金器收拾好,装入木箱中,埋在禅门前的大戏楼东侧。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刚刚组建的宿迂县博物馆。馆里的同志非常重视,在征得有关领导的同意后,按照田姓老人所讲述的,找到了大戏楼的墙基遗址,在向东若干米,向北若干米的位置开始挖掘,挖了不长时间,就发现了松软的土层,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用来作标记的石灰粉,但接着往下挖,便空空如也。富有经验的古建筑队技术人员,经认真检查后判断:这里已经被人盗挖过了,而且盗挖的时间起码在四十年以上。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当初参予埋藏的僧人,后来偷偷地盗走了这批宝藏。
结合一部分历史事实,文博人员分析:在1948年6月,龙王庙的僧人出于对我党政策的不理解,曾窖藏金银细软和一些有价值的古玩字画等物品。在这样一个拥有上千顷良田、几十处房舍的皇家庙宇中,众多的珍藏财物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单独行动,埋于某一处,而是一次多个小组分头行动窖藏的,所以导致窖藏地点线索多样,且不确切。
明清两代,一直都把河工、水运看作国家头等大事,而祭祀河神则被认为是水运畅通、御灾捍患的必要保障。在运、黄两河的沿线,祭祖河神、水神、龙神的祠宇很多。但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皂河龙王庙行宫。该庙始建于明初,自清以来逐代增饰。清帝多次亲临祭祖。庙中原有的匾额、碑刻、书画多出自清帝手,各殿中供奉神祉的陈设用具,无不遵循皇帝礼制,爵、豆、觚、尊,三设六供,一应俱全。一切银器、铜器乃至瓷器、玉器均为朝廷御赐,其他的木器、雕像、石刻、清供用品,其数量之丰,工艺之精,无不流光溢彩,精巧奢丽,远非一般民间庙宇所能比肩。
随着清朝皇帝多次临幸,加上岁时祭祖封赏,龙王庙行宫的珍藏不断增多,有些在今天看来价值连城的东西,在昔日行宫中都司空见惯。据行宫中最后一任方丈戒明和尚回忆,当时各殿神祉前供奉均用铜制宣德炉,总数不下三十个。按现在拍卖价格,每个宣德炉均在十万元以上。除正殿神像之外,僧人斋舍内供奉的都是一两尺高的銮金铜佛。这种铜佛的价格如今约在三十万元左右。至于各种官窑瓷器,包括戒明在内的和尚们还俗以后,还都保留了许多,作为农家盆罐。而一件官窑青花瓷,如今卖上百万元已不是新闻了。另外像乾隆帝五次题诗的真迹,康熙、雍正所题的匾额、楹联、赞语,加上历年所接圣旨、御赐藏经计二百余件,俱由方丈亲自珍藏。
今天,站在这些金碧辉煌的殿阁楼台前,依稀还是往昔的香烟缭绕,而数百年的沧桑,已让繁华落尽。那些曾经让我们骄傲和景仰的文化遗产,那些琳琅满目的珍藏,大部分都已散佚流失在一个个恶梦里。笔者仅能凭着当地老人的回忆、蛛丝马迹的线索来追寻那些扑朔迷离的宝藏遗存。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行宫几遭兵匪。如1929年,国民党岳继竣部队来宿迂镇压刀会,烧杀抢掠,肆无忌惮地抢劫走行宫中文物无数。其中一个营长还看中了龙王庙寺院慈善堂中供奉的一尊大型玉佛,指示手下将其抬走,谁知抬到镇中火神庙附近,却怎么也抬不动了。镇中父老乘机求情,并说玉佛显灵了,不愿离开皂河。那军官有些害怕,只好作罢。而那玉佛一直放在火神庙里,解放后火神庙一度成为文化活动中心,有人将玉佛放倒,坐在上面拉琴唱歌,后玉佛又被人掀翻到庙内池塘中。镇卫生院在此成立后,又在池塘处垫土,盖成了宿舍。
土改后,龙王庙行宫的庙产湖田全被分给农民,僧人们坐吃山空,更加变卖庙中各种文玩古董。当时庙里一件红木条几,只卖二三元钱,一把硬木太师椅还卖不到一元钱。庙周围的农户中至今仍有人保存着当年购买的木器家具。
在此期间,最令人痛惜的是乾隆龙床的被毁。在临被赶出庙门的那个冬天,戒明方丈和几个小和尚到处找不到烧火的柴禾了,能烧的已经烧完,总不能拆殿上的檀条吧,于是戒明只好狠狠心,亲手将龙床从后宫墙上取下(原来龙床是挂在后宫墙上的),用斧头劈开,当柴禾烧锅做饭了。戒明生前每忆至此,自己也叹惜不已,据说那龙床极其熬火,做了近十天的饭才烧完。这和后来庙里的大禹王神像的遭遇是一样的。“文革”前后,神像全被摧毁,泥塑的被捣掉,石雕的被砸碎,木刻的大禹王神像也被拉下神坛,用斧头劈坏,扔到了街东村部。村部冬天开会,天冷便劈一块神像来烤火,据说一烧满屋香气,一直烤了一个冬天才烧完。
离龙王庙行宫不远的北边有两座小庙,一为佛家,供观音,称观音堂;一为道教,供天后娘娘,称惠济祠。因道姑和尼姑都是女人,老百姓便统称两个庙都叫奶奶庙。龙王庙行宫被粮食部门征用后,汗牛充栋的经卷、碑帖都被运到了这里存放。当时奶奶庙正殿和两庑中都被塞满,无人过问。四周的农户起初都去扯回来当手纸,因为多是宣纸,毛边纸,纸质绵软,所以很受欢迎。后来渐渐发展到扯回烧锅,火旺而无烟,村民争先效仿,日久天长竟然一空。街头村老会计一日做账,因无演算纸,想到奶奶庙拿些经本,可是一开门才知已是空空如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原宿迂市文化部门在着手对龙王庙行宫进行建国后第二次抢修的同时,也开始了对龙王庙原始文物流失去向的追寻工作。文博人员通过开座谈会,拜访知情者,下田头、进农户调查了解,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1997年夏,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姓蒋的民间鼓乐艺人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在附近某镇的农具厂厂长家吹喇叭时,曾看过一座铁鼎,鼎上的铭文表明这是皂河龙王庙的遗物。该厂长自称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皂河镇卖给该农具厂的。文博人员非常兴奋。须知当年龙王庙行宫的铁鼎可算是宫中一绝,它以精铁铸就,两米多高,状如玲珑宝塔,雕龙刻凤,多层飞檐,烫金主顶,如果其能回归,无论是从文物保护角度,还是从行宫历史资料的研究角度,都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得到了有关部门同意后,文博人员决定正面接触该农具厂厂长。几次谈话,那厂长却一口咬定从未见过什么千斤铁鼎,并带着文博人员在厂区巡视了一番,的确不存在此物。
文博人员并不气馁,决定主动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对该厂长加强国家文物法规知识的教育,经反复宣传,耐心说服,该厂长终于承认自己的确藏有龙王庙行宫的一件铁器,这是自己买断农具厂产权以后,从农具厂仓库中搬回家的。但这件铁器绝不是文博人员所说的千斤铁鼎,只是一个状如铁盆的东西,因为不认识就马虎地称之为鼎。该厂长从家中搬出此物。这是一个直径二尺左右的大型铁磬,呈盆状,四壁铸有铭文,为光绪年间皂河龙王庙方丈绪控监铸。文博人员试着敲击一下,音质悠长舒缓,非常优美,可谓保存完好。所有的文博人员都十分高兴,那厂长亲自开了卡车,运着铁磬,回到它阔别了四十年的龙王庙行宫。
1983年,省市有关部门对皂河龙王庙行宫进行了解放后首次大抢修。这个新闻在报端公布不久,当时的宿迂县文化部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闸北区的信。写信人自称解放前在龙王庙行宫里做和尚,解放后还俗,到上海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写信之时,已退休在家。
这名退休工人在信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宿迂第二次解放的前夕(即1948年6月),当时做小和尚的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内方丈珍藏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的御笔真迹、几大包圣旨,和一些当时认为价值较高的字画、账本等物品全装入箱中,埋入地下。信中指证,埋藏的地点是在后大殿内楼梯拐弯处的正下方,靠墙边向里第九块罗底砖下,中心深度五尺到六尺左右。
阅信后,县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个无稽之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头脑中“左”的东西仍占据相当位置,另一方面,文物意识淡漠,认为此事即使是真的也不过是一些“封建糟粕”而已。但当时有一位负责新闻科的同志却留了心,他会同了当时负责文博工作的图书馆长,一同来到实地考察。令他们失望的是,后大殿早已面目全非了。原大殿是重楼结构,但二楼被解放初期粮食部门拆掉,已不存在楼梯,所以楼梯拐弯处就无从找起。另外,地面上早已打上了厚厚的水泥层,第九块罗底砖就更无法确认。最重要的是:当时殿内满满地贮存了几百吨粮食,想见到地面都不可能,更别提挖五尺六尺了。所以,他们二人只好作罢。
直到1999年,省市文保部门决定对龙王庙行宫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复,而重修后大殿也在修复计划之内。恰巧,当年在宣传部工作的那位同志已是宿迂县主要领导之一,同时负责此项工作。他回想起当年的那封信,便明确指示,在这次修复过程中,一定要多方配合,注意寻找当年可能匿存的文物。
2000年夏,皂河龙王庙行宫后大殿重修工程动工,地基挖掘工作刚刚到一半的时候,工地上便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施工人员在东墙根处挖出一块残破石碑。文博人员在清理现场后,没发现其他物品,便指挥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石碑抬出。
经初步研究,这是块记载着龙王庙行宫当时庙产土地情况的纪事碑。这块石碑的发现对于研究龙王庙行宫的源起、经济供给。发展状况,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然而,接下来的施工过程,却给热切期待的人们泼了盆冷水。在历时两个月、深挖了近三米的地基清理过程中,文博人员及施工人员过滤普查了所有取出的土层,除了发现大量的瓦砾、瓷片、木炭、石灰等文化层之外,可谓一无所获,令人大失所望。
事后,建筑技术人员和县博物馆同志就此事做了认真分析。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发现上海来信中所说的“御书圣旨”之类的宝藏,也不能就认定当年的上海来信是凭空捏造。根据古建工程人员分析,尽管后大殿地基挖得很宽,涉及面很广,但毕竟殿中央地面仍没动土,说不定该宝藏正是埋在殿中央了。因为不是正式挖掘文物,所以不便专门深挖。根据博物馆人员的比较和分析,发现挖出的文化层中有大量的和此殿原地面建筑相一致的砖瓦石灰等建材碎片,这说明在1957年左右,粮食部门拆掉大殿上层时,已经挖掘过殿内地下部分了。也许,那批宝藏在当时已遭厄运了。
1998年底,与皂河镇仅一河之隔的王官集镇某村的一位田姓老人,在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他当年曾是龙王庙里的守门僧人。在1948年6月,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里的银元、银器和一部分金器收拾好,装入木箱中,埋在禅门前的大戏楼东侧。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刚刚组建的宿迂县博物馆。馆里的同志非常重视,在征得有关领导的同意后,按照田姓老人所讲述的,找到了大戏楼的墙基遗址,在向东若干米,向北若干米的位置开始挖掘,挖了不长时间,就发现了松软的土层,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用来作标记的石灰粉,但接着往下挖,便空空如也。富有经验的古建筑队技术人员,经认真检查后判断:这里已经被人盗挖过了,而且盗挖的时间起码在四十年以上。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当初参予埋藏的僧人,后来偷偷地盗走了这批宝藏。
结合一部分历史事实,文博人员分析:在1948年6月,龙王庙的僧人出于对我党政策的不理解,曾窖藏金银细软和一些有价值的古玩字画等物品。在这样一个拥有上千顷良田、几十处房舍的皇家庙宇中,众多的珍藏财物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单独行动,埋于某一处,而是一次多个小组分头行动窖藏的,所以导致窖藏地点线索多样,且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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