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其簋铭》与早期秦文学文化源头

　　可意译为：时在九月初的戊申吉日。伯氏说：“不其，南方的驭方、北方的猃狁大肆攻伐我西俞之地，周王命令我羞族追击到西犬丘，我回来时献上擒获之物。我命令你驾战车追击到略地，你用我战车大败猃狁于高陶，你立功杀敌俘获，战车协同并进。大规模敌军追击你军，你率军与敌大厮杀寻机决战，你有好运，没有让我的战车陷入艰难。你立功有擒获，杀敌俘降。”伯氏说：“不其，你这个年轻人，能图谋对戎狄作战大事。我赐你弓一把、箭一束、家奴五个、田十块，随同我一起干国家大事。”不其（听后）行跪拜叩头之礼，乞求好运，特地制作了这个尊奉先祖公伯、祖母孟姬的祭祀铜簋，以祈求后世多福，长寿无疆，永保光大，善始善终，子子孙孙，永远享用瑰宝。

　　对于《不其簋铭》的认识，学术界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王国维认为是“周室东迁以前之器，其出土地必在陕右”；郭沫若认为铭文中的“伯氏”是虢季子白盘的作器者虢季子白，“西俞”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俞泉；陈梦家举出三证：“有秦地名。曰西、西俞，皆在秦境”“有秦方言”及“作器者乃秦赢之后”，推断“此器是西周晚期秦人所作”，“是周宣王命秦庄公及其昆弟五人伐戎之事”，“伯氏”是庄公，“不其”是庄公幼弟；李学勤进一步确认铭文记载的是“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不其和他所称的伯氏（长兄）就是本纪的庄公昆弟……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献里的秦庄公”，“是最早的一件秦国青铜器”。王辉则对李学勤说稍加修正，以为作器于周宣王六年（前822年）之前数年内，时庄公尚未即位，秦仲尚在。就其他文献资料考察，学界对“伯氏”身份的认识前后有所差异，但大都认为“不其”就是秦庄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秦庄公名“其”就是明证。簋铭所述“伐玁狁”与《秦本纪》“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所指相同，《史记·周本纪》载西伯、周穆王都曾征伐犬戎，与申侯联合灭周的是“西夷犬戎”。“西”是具体地名，即秦公簋刻铭之“西”，也就是秦汉陇西郡的西县，古时又叫做西垂，在今甘肃天水西南（今属陇南）的西汉水流域，学界目前对这些均无异议。

　　学界研究认为，今藏滕州的不其簋盖并非原配，盖内有字，与簋体铭文一致，但属于仿刻。经比对现存国家博物馆的传世簋盖，属于不其簋原配，铭文多一个“搏”字。该簋盖出现于清末，最先著录于光绪十二年（1886）刊行的《从古堂款识学》，原藏罗振玉等处（如图3）。《不其簋铭》的考古研究和史学研究成果颇多，学界多有相知，此处不必赘述。从铭文内容看，该簋铭记载了三次战斗：第一次是伯氏伐猃狁于西俞、西，第二次是不其伐猃狁于高陶，第三次是不其遇西戎（猃狁）追击并与之交战。猃狁（玁狁）是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到秦汉之际称匈奴。关于周王室与猃狁的战争，史书和其他的青铜铭文中多有记载。传世文献《诗经》中的《采薇》《出车》等就记载了同猃狁的战争。从《不其簋铭》可以看出通过这场战争，周、秦联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嬴秦受制于戎的不利局面，也进一步提高了嬴秦在西周王朝的地位。该铭文的中心人物和写作时间，李学勤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指出，不其簋的器主不其就是秦庄公其，铭中所记即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使伐西戎一事，不其簋的年代当为周宣王八年（前820）左右，是最早的一件秦人青铜器，铭文长度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根据考古研究和前贤考证，《不其簋铭》所记述的战事发生在以西犬丘为中心的西汉水、渭河流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庄公昆弟的努力拼杀，击败西戎，才使其获得大夫之位，《不其簋铭》反映的就是这种现实。铭文虽然在表情达意时注意反复渲染，但并不讲究词采，它随事（时）祷祝的朴素言语，体现了早秦实用文体祝祷文还未成熟的文学本真，而且孕育着对后世文人创作的影响，渐露出它在文学方面的蓄势潜力和外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