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生四段婚姻最爱哪个女人？

三

李白在天宝元年秋前与刘氏相“诀”后，未久即奉诏入京，直到天宝三年的春天才被赐金放还，旋经梁园而游鲁，魏《序》中的“次合于鲁地一妇人”，也就在这一时期。近年有论者认为，这个“鲁地一妇人”，乃是李白在山东的“偏室”。持此说者的理由是，魏《序》记载李白与其结婚时，用的是“合”而不是“娶”。按“合”者即配也，乃《诗经·大明》中的“天作之合”之谓，若魏《序》于刘氏与“鲁地一妇人”用“合”者即为偏室，岂不表明李白分别与刘氏、“鲁地一妇人”合时，李白当时尚有一位“正室”健在？而事实又并非如此。又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认为，这位“鲁地一妇”，很有“可能就是李白友人的眷属，是李白拜托她来照拂自己的儿女”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按魏《序》明明说的是“合”，表明这位“鲁地一妇人”与那位刘氏一样，均与李白正式结过婚，怎么可说成是李白友人的“眷属”呢？

考诸天宝年间李白在山东的行踪，他与“鲁地一妇人”结婚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天宝四年初春之际。按李白于天宝三年夏秋之际自与杜甫结识后，即与杜甫、高适在梁宋一带漫游，直至是年九月前后才分手，于时间上这一年是没有结婚之可能的，此为其一。其二，李白在是年曾专程至陈留请其从祖出面，同往北海求高如贵天师为其授“道篆”于齐州紫极宫，而成为一位“真真正正”的道士，这似乎亦不利于他在是年结婚。而天宝四年初则不同。斯时李白正只身一人在任城一带漫游，且这里既有他的季父在任城为县令，距任城不甚远的中都县又有一位从兄供职于该县，而他与任城县主簿卢潜的结识，也当是与他为任城县令的季父不无关系。因此，无论就时间、条件、关系诸因素而言，李白在天宝四年初与“鲁地一妇人”相结合，都是颇为相宜的。又据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的考证，李白在任城所作《咏邻女东窗海石榴》一诗，乃有明显的“求偶之意”，若果尔，则这位“邻女”就当是魏《序》中的“鲁地一妇人”。

又据魏《序》可知，这位“鲁地一妇人”与李白结婚后，曾生一子曰颇黎，则二人的夫妻时间较那位“愚妇”刘氏为长乃可论断。颇黎何年而生？考诸李白的诗作，似当在平阳出嫁之后。《寄东鲁二稚子》云：“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娇女宇平阳，折花倚桃边。……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这个伯禽，即为许氏所生。又《送杨燕之东鲁》云：“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这里的“二子”仍指平阳与伯禽。又《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向稚子伯禽》云：“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这诗从题到内容均只提伯禽，知斯时平阳已出嫁。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此诗的作年在天宝九年，时李白五十岁，则颇黎之生当在此之后。又前已言之，魏《序》述李白四次婚姻事乃止于天宝十三年五月，而其间尚“终娶于宋”，则颇黎之生与其母之卒当在天宝十一年前后，但或前或后，确时无考。至德二年，李白因从永王东巡而系狱浔阳所写《上崔相百忧草》有云：“星离一门，草掷二孩”，有论者认为此“二孩”即指伯禽、颇黎，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