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郭沫若和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婚恋恩怨

　　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受到日本宪警更加严密的监视，他再也不愿在日本久留。

　　7月25日凌晨4时半，郭沫若穿着和服，在书房为妻子及四儿一女各写了一张留白，便轻轻地踱进寝室。见安娜已醒，开着灯在枕上看书，他禁不住淌下了眼泪。揭开蚊帐，他在安娜额上深深一吻，作为20年患难夫妻的诀别之礼。
　　郭沫若拖着木屐来到庭园。栀子正盛开洁白的花，在清新的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他心里默祷着妻儿的平安，悄然离开了家。其实，头一天晚上，经郭沫若暗示，安娜已经知道了丈夫的走意。她告诫他说：“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我这里即使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而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请缨，在轮船上也给自己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魂，受戒僧的清规。”

　　郭沫若秘密归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在日本传开，警方随即将安娜逮捕，将她在牢房里囚禁了20多天。11月19日，郭沫若收到安娜的信，得知她被拘禁，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也常遭无赖的欺侮。郭沫若将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呜咽悲颤。

　　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限制其自由。然而安娜是一位有气节的、刚强的女性，她不屈服于警方的任何压力。日本军部强令安娜让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声称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安娜以孩子是中国血统为由严词拒绝。

　　安娜忍辱负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她租了几亩地，种稻种菜，农忙时还给人打短工。有时她清早出去，跑50里山路，到山村采购柿子、石蒜、山楂、大豆，背着提着到镇上贩卖。冬天，因腌萝卜干卖，她的手天天浸在冷水和盐水中，手背肿裂。她还替人洗衣裳，到附近一家襁糊工场做工，在闷热的作坊里熬制襁糊……

　　面对全家六口的生存危机，安娜以坚韧的意志挣扎、奋斗。她不仅让孩子有饭吃，而且让他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抗战胜利前夕，长子和夫从京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进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次子博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工业系建筑学专业；佛生考进了东京水产讲习所；淑子进了东京女子大学数学系；最小的志鸿已在上中学。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动不已。八年煎熬总算到头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从今大概可以挺起胸了。她连忙去理发店对理发师说：“我还不太老吧，请好好给我梳理一下。”回到家里，她打开衣橱，翻出一件20多岁时穿的和服，特意穿上，同五个孩子照了一张合影，作为胜利的纪念。淑子夸赞着说：“妈妈穿上和服就更像圣母玛丽亚了!”安娜一时发愣：“是吗？你爹爹过去也是这么说的。”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

　　为了回到中国丈夫身边，安娜向当局提出了与郭沫若结婚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从此，她失去了日本国籍。她说：“我一直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故乡。”1948年初春，她得悉郭沫若还健在，旅居香港，便连忙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孩子们。此前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和妹夫也在台湾。所以她决定由日本绕道台湾去香港找郭沫若，留下次子博生看守旧宅。抵台湾后，安娜在妹妹家住了三个星期，然后带上女儿淑子和幼子志鸿飞往香港。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九龙山林道的一幢小楼上。安娜万里寻夫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惊喜：“安娜……”啊!眼前的安娜苍老多了，她吃了多少苦呀!郭沫若说：“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军阀的罪过!”

　　安娜热泪盈眶，她有许多话不知该从何说起；然而面对眼前站着的一位年轻的女子(于立群)和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苦命的安娜，她风闻的流言竟成了事实。她心胆俱裂，痛不欲生。老朋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指出这种不幸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漫长的抗战岁月使他们离散，而且音信不通。他请求安娜本着对郭沫若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安娜冷静地审视了于立群的五个孩子。是呀，孩子是无辜的。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安娜决定去台湾同长子一起生活。

　　1949年2月，郭沫若离开香港去北京。不久，在党组织安排下，安娜也离开台湾定居大连，和夫跟随母亲到大连，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这年，安娜加入中国国籍。后来，其他子女也都陆续回国。安娜说：“中国的建设缺人，我叫他们回来，就都回来了。”

　　自1952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按月给她送去生活津贴，她很感激政府与朋友对她的关照。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得知后，不忘夫妻之情，以85岁高龄，从大连来到北京探望郭沫若，但她只在医院呆了片刻就走了。成仿吾夫人惊讶地询问为何不多呆会儿。安娜说“他不愿意谈”。

　　1994年8月15日，安娜(佐藤富子)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