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被遗忘的鲁迅先生的遗产 ｜ 新批评

“概念化”是我们诟病小说的习惯用词，作为小说家，我见多了同行们对这个词的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宁愿说自己完全是信马由缰，他们宁愿说自己根本不对小说过多考虑，有一个开头之后他的写作就像拧开了水龙头的水流——说久了他们也就信了，愿意听到这些的批评家、阅读者也信了，他们的写作也就开始信马由缰……近年来，中国小说普遍水准不高、价值不高、新意匮乏的原因，其实部分是由此而生，因为他放弃了对小说主旨性和人物设计主旨性的思考，信马由缰让他们不会具备理想和奔赴的野心，而这对于小说来说何等重要。

概念先行，鲁迅的诸多小说都有明显的概念先行性质，把“改变他们的精神”作为“第一要著”的鲁迅当然不会满足于描述日常生活中某些奇异的、新鲜的发生，他也不会满足于旧式文人岁月静好、顾盼自怜或感怀“怀才不遇”的狭小趣味——小说，在鲁迅那里是治愚的药剂，是启蒙，有着大负重。是故，被他所塑造出的“新人”多数不是直接源于生活的那类，他取的是DNA，是这个民族中共有的细胞核，将它们打碎、融解，重新组合，甚至是夸张地组合。“演变、着色和组合的各种效应在他们身上完成，从组合的元素里又生成新的中和物”，茨威格在《三大师》对巴尔扎克的写作说出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鲁迅，或者说更适用于鲁迅。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多是“新的中和物”，是经历过化学反应的奇妙的结晶体。在我们的习惯认知中，来源于生活、明显有生活印迹的往往会得到褒奖，而经过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由概念（理念）生发的则往往遭受诟病，“概念先行”似乎带有某种“原罪性”——这一经不起推敲的习见很值得商榷。取自于生活当然可以写出生动感人、气息浓郁的好小说，像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抵挡太平洋的大坝》，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何谓永恒》，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萧红的《呼兰河传》等等；而由理念生发、具有概念先行意味的卓越小说则更多，它更容易建立“精神高度”和“认知高度”。为了塑造、认知克尔凯郭尔提出的“那个个人”，知识分子只追寻真知和智慧而不依附、栖身于任何群体的独特孤独，意塔洛·卡尔维诺创作了《树上的男爵》，让柯西莫“一生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着大地，最后升入了天空”；为了追问人性之谜，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寻找“依据”和展现，让·保罗·萨特创造了《禁闭》的戏剧，创造了《苍蝇》和《死无葬身之地》；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局外人》更明显地带有理念的性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沙之书》《小径交插的花园》，萨尔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这一类佳作同样不胜枚举。中国古典文学多有“概念先行”之处，许由、盗跖均是由理念需要而创造出的人物，庄子笔下的不知几千里也的鲲鹏也属于同样的创造。

这依然是常识，是鲁迅先生留给我们可供借鉴和学习的遗产。他毫不忌惮自己小说的人物来自“概念”，来自他对生活、民族性的认知，每个人物的出现与出场都是有承担性和负载性的，没有一个人是偶发的、随意的，没有一件事的发生是偶发的、随意的、脱离了主旨的，《狂人日记》如果不写下“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不是这一概念性的发现成为核心，鲁迅也许无意写下这篇小说，他在生活中见到再多的迫害狂也不能给予他真正的兴趣；我不知道我们的地图册上是否有未庄的存在，这个未庄里是否真有这样一位叫“阿Q”的先生——当然我倾向是无，或者说我确定是无——但鲁迅创造了它们，它们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恍然发现：在中国，未庄多着，在未庄，阿Q这样的人多着。

在谈及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篇解析文章中我说过，“概念先行”并不可怕，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恰恰相反，概念先行往往是写出好小说来的重要保证之一，它会让小说有骨骼感，会给予小说“魂魄”，会赋予小说统一和前行的趋动力。任何一部小说，如果写作者未曾至少有一个笼统的“想法”确立的话，它最终导致的可能是“统摄力”的阙如，小说是散掉的。在谈论小说结构的时候我们大约会重视小说的故事线，但每一篇小说（伟大的、优秀的、自恰的小说）都有一个暗含的主题线，它应当“事先”在构思的时候确立下来并始终影响着故事方向。

这是小说的内部技艺，是鲁迅的写作告知我们的，属于他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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