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氏的身份，魏《序》没有记载，应从李白的诗文中去寻找答案。按李白在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时，曾写有《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云 ：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嘻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扬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诗题点明“南陵”，而诗中又有“儿女嘻笑牵人衣”的描写，则李白写这诗时已移家安徽南陵即可论断。“会稽愚妇轻买臣 ”虽为用典，但在这里是指李白的妻子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位“愚妇”为谁呢？有论者认为即许氏，并据以认为许氏之丰乃在“天宝元年秋后、天宝六载以前”。但细加考释李白集中涉及许氏的作品，便知是说大谬。如《寄远》十二首其七云：

妾在春陵东，君居汉江岛。

百里望花光，往来成白道。

一为云雨别，此地生春草。

秋草秋蛾飞，相思愁落晖。

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

这诗写于李白移家“春陵东”后只身游襄阳之时，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间的作品即可肯定。全诗所述许氏对李白之思念与情感，实不亚于孟光之于梁鸿。又此期的《久别离》有云：

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

况有锦字书，开缄使人嗟……

为我吹行云兮使西来。

李白与许氏间的恩爱，在这两首诗中即可见其一斑。这与李白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大骂的那位“会稽愚妇”，又是何等的大相径庭！可见，这位“愚妇”绝非许氏而为另外一人。以此勘之魏《序》中的“刘诀”，知其是非刘氏莫属的。因为这位刘氏与汉代朱买臣的妻子一样，嫌李白当时穷而未达，故与李白“诀”，李白未久即奉诏人京，这才在诗中以当年的“会稽愚妇”讽喻之。这一事实说明，李白与刘氏的诀别，乃在天宝元年的秋天以前，而许氏之卒，也就更为其前乃十分明白。这就是说，李白在许氏卒后，即移家江南，然后再与刘氏结婚，将家安置在南陵。

但近年来有论者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非写于安徽，而是写于东鲁，即李白奉诏入京的始程地在东鲁，从而也就否定了李白在南陵的这个“家”。持此说者的主要证据为：(一) 《河岳英灵集》录是诗作《古意》而不作《南陵别儿童人京》；(二) 诗中的“黄鸡啄黍秋正肥”为中原景物，因为“黍属粟类，主要产在黄河流域”。

按《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在《河岳英灵集》中固然作《古意》，然各种宋刻本《李太白文集》却均不作《古意》，这也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而现存的宋敏求、曾巩所编《李太白文集》，乃据乐史的《李翰林集》与魏额的《李翰林集》而为之，且乐史本又是以李阳冰的《草堂集》为主进行编辑的。这种一脉相承的编辑本表明，此诗在魏颢的《李翰林集》与李阳冰《草堂集》中，均是作《南陵别儿童入京》而不是作《古意》的。而这两种诗集本的诗稿，又均来源于李白的亲授，则其题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便无可非议。既如是，《河岳英灵集》的《古意》之题为编者殷璠所自为也就甚明。至于以“黍”主要产在黄河流域为据，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所写非江南景物就更不待辨。考崔豹《古今注·草木》云：“稻之黏者曰黍。”所谓“稻之黏者” 即为糯稻，此种农作物在江南随处可见，何可据为中原景物呢？

由是现之，上述两条理由之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然又有论者以旧说李白曾于开元末移家东鲁为据，认为“又合于刘”的地点，亦为东鲁，实则大误。其原因在于：(一) 此说与魏《序》中的“次合于鲁地一妇人”不合。魏颢之所以特地在这一句中加上“鲁地”二字，其意旨在说明李白只在鲁地结过一次婚而非两次。(二) 李白在开元末年压根儿就没有到过东鲁。

李白在开元末既不曾移家东鲁，他天宝元年的奉诏人京也并非始程于斯地，那么，他“又合于刘”就必在安徽南陵无疑。按李白集中的《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等诗，可证开元二十七年的夏秋间，李白乃在剡越漫游，而李白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又以朱买臣之典称谓刘氏，合勘之，似二人之结合乃在开元二十七年秋的今浙江一带。尔后，二人又同由越游皖，将家寓居南陵。如此，李白离开安陆到剡越就当在开元二十六年底，其原因则乃许氏之卒而导致。李白开元十六年秋与许氏结婚，开 元二十六年许氏卒后即离安陆而至越中，其中的时间，正与他自己所说的“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