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悠久而古老的文明史，从远古的玉石文化展开。玉以特有的质地、色彩与光泽。再经细心琢磨成“器”。成为古代礼仪化玉饰品中最重要的佩饰。而其佩戴表现白勺重点部位，因礼仪形式的时代不同而改变。随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阶级的分化，含礼仪功能的玉饰用品，不仅品类，形制日益增多，内容也更趋干复杂化。所以说当阶级分化以后，各种礼仪活动形成各种特殊的礼俗，这种因不同场合、不同阶段，而佩带不同的玉饰品，并与服饰结合，形成的特殊玉饰，特称为“礼仪化玉饰”。这种演化从文化内涵的角度观察分析，发现其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演化特征轨迹，极微妙地反映出服饰文化中的阶级意识与玉饰巧妙的结合，形成中华古代冠服礼俗制度的独特精神意涵，乃中华玉文化议题中，值得深入研讨的重点之一。
　　“重冠”期：史前至商代
　　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的发展过程，服饰观念的具体化，是明显的特征之一。当阶级分化的社会形成以后，“服饰”成为阶级的一种表征，“玉器”因其独特的色彩与质地，经过繁杂艰辛的雕琢技法，呈现特有美感，成为史前先民各类礼仪装饰品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玉器配合服饰，成为彰显权位的主要重点。
　　约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开始，各个文化区系的史前文明中，显示着极端“重玉”的文化现象。尤以太湖周边沿岸为中心的良渚文化，以玉为重的情况最为明显。从考古发掘报告中，凡属大型墓葬或具祭坛功能的考古遗址，均曾出土为数可观的玉器。而在这些墓葬中特有的共存现象，即除出土玉钺、玉琮、玉璧等礼器之外，在所有装饰性玉器中，含有礼仪性象征意义的出土颇多。“玉冠饰”是最值得注意的，且均出土于大墓之中，玉冠饰约可分为四种主要品类分别是：半圆形兽面纹玉冠饰、倒梯形兽面纹玉冠饰、人首兽面纹玉冠饰、三叉形兽面纹玉冠饰。其墓中分布的位置，大都发现于大墓墓主的头部附近，证明其为贵族阶级的冠饰。在反山1 2号大墓中，出土的玉琮正中央器面，刻着头饰羽冠的人面像，从图像观察，可知其装饰重点，彰显于冠饰。其他大墓中，亦会发现成束的锥形玉器，置放于墓主头部的附近，证明为发饰品。
　　关于远古先民陪葬玉饰，普遍重视头部饰品的现象。可能与古代先民。体会到人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头部的安全最重要的潜意识的存在有关。后来转化为礼俗的装饰，形成以“冠”为重的礼俗特征。探讨重视冠饰的现象，亦可能与”羽冠”的象征观念有关。
　　原始宗教信仰，主要以祭“天”或”天帝”为重点，先民相信“神”或“仙”是存在于天上，因此”敬天“或“祭天”时，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必须经由使者来传达神意，“鸟”可自由飞翔，乃神之使者，因此祭祀主祭者，头戴羽冠（象征乌）以便与神灵沟通，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冠饰，器上的圆孔，乃插羽毛时所使用。
　　史前重视头饰或冠饰的文化现象，并不限于良渚文化分布区，东北的红山文化所出土的玉器，亦有一种其他地区未曾发现的特殊器类一一箍形玉器，除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出土于墓主腰部外，其他均发现于墓主头部附近，而且只发现于大墓内，说明箍形玉器可能为特殊意义的头饰品。而大汶口文化，亦发现出土的头饰，如花厅出土的兽面纹锥状玉饰，与瑶山M10，M7墓出土的同类器形近似，证实良渚大汶口早期文化的互流，且反映在二者出土玉头饰的相似1l生特征。
　　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神人面像玉器，戴着高羽冠，与余杭反山12号墓的玉琮神征纹近似，证明重冠的礼俗，亦存在于此地。后来礼仪化玉饰逐渐有白头冠部，转而向下移动。推测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史前祭祀。都在祭坛上举行，祭坛的高度至少五六米以上，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良渚瑶山遗址的祭坛均属此类。当主祭者举行祭祀的礼仪时，身份与地位象征的礼仪饰品，必须佩戴于身体较高的部位。才能让参加祭祀的人们看得见。
　　2.史前的服饰朴实简单，不见太多的装饰，所以头冠成为装饰的重点。
　　3.历史时期举行祭祀的地点，已由高台式的祭坛，渐向一般建筑的庙或社等进行，人们对主祭者的视线，由原来的仰视，转成平视，礼仪化玉饰品显现的重点，因此有下移白勺趋势。
　　4.当社会因阶级分化的进行。产生英雄式领导人，人们由”敬天”转向“法人”的宗教思维，使祖先崇拜成为祭祀的重点。故“羽冠”代表的象征意义，随着巫地位的弱化而淡化。礼仪化玉饰，转向与”人”相关的装饰美学发展，于是“人格化”装饰意涵的”组佩“产生，重点的部位转向项饰或胸腹部。
　　商王朝的统一，社会文明展开新的阶段，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发现商人祖先崇拜的思想相当发达，有固定的宗庙建筑，虽延续着祭天的“郊”祭。祭地的“社”祭。但巫现只司灵通之事，进行相关祭祀事宜，神权与政权分离，巫只司祭祀。考古出土的玉人面像，具神性身份者，仍保持着高冠的时尚，显示其特殊的身份，但高冠或羽冠所代表的神圣意义，已不如史前。
　　“重佩”期：周至汉代
　　周代礼制，在《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献中，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随着周代墓葬的发掘陆续增多，学术界对于《周礼》的重视与解读，对其重要内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周公制礼作乐，施行宗法制度的结果，使周代社会阶级次序井然，并与礼仪服饰制度相互结合，形成严格的封建带J度，使周朝稳固的“礼“制影响后代特别深远。
　　周代的祭服，涉及玉饰的相关规定，呈现干冕服。冕冠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等参加祭祀大典时最重视的礼冠。皇帝冕冠前后备有“十二旖”，用玉288颗。玉珠使用白玉。可见以冠为重，表面形式虽然存在。但冠饰用玉比例的减少，已与史前玉冠饰所显示“玉”的重要性，不能同日而语。
　　周代礼仪玉饰明显制度化，除礼器的六瑞六器外，主要体现在墓葬礼俗中的用玉，已转化成为可护佑祖先墓葬，可防腐保身的殉葬之器。这种观念思维上的转变，可从周代考古出土礼仪化玉饰、陪葬玉饰的品类、数量的增多，得到明确的印证。
　　1978年周原扶风黄堆齐家十九号墓，是西周早期墓葬，墓葬中出土一件圆柱形玉管，位于墓主头骨的上方，推测为束发玉器，此墓中亦发现玉鱼、石鱼等十多件，分布于墓主面部附近，组成缀玉暝目的最早形制，亦为周朝佩玉制度自勺雏形。其他如扶风黄堆齐家三十四号、四十一号墓葬，北吕村一百四十八号墓葬等，属西周早期偏晚的中型墓葬，可见玉佩品类、数量的增多，玉器所占份量有逐渐加重的趋势，尤其玉组佩的制度化，为礼仪化玉饰的一次转变。
　　西周晚期周原墓葬，出土玉器显示“重佩”风气的形成。年代相当于春秋早期的上村岭虢国1052号大墓，出土串双行鸡血石珠和单行马蹄形玉饰组成的项饰，玉块对，未见冠饰玉，说明玉佩制度的形成。时间稍晚的1820号墓葬，墓主披着一组由五百多颗鸡血色石珠组合成的佩饰，玉组佩更加盛行。考古发掘报告中，大型墓出土玉组佩的比例极高，其中具代表性的串组玉饰，共有十组出土，其内容亦趋干复杂化。1989年发掘的三门峡虢国墓地，虢季夫人梁姬墓（M2012）出土的组佩与单佩，共763件，由玛瑙珠、玉璜串组成“五璜联珠组玉饰”组合件数、长度等都是空前的。其他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六璜六珩联珠组玉佩”（M31）、“多璜玉珩联珠组玉佩“（M63）、“五璜联珠串饰”（M91）、”四璜四珩联珠串饰”（M92）、“玉牌玉戈联珠佩饰“（M92）等，说明玉组佩的风行已是普遍的现象。
　　由“重冠”转向“重佩”的发展过程，约自西周经东周、春秋战国延续至汉代，维持着相当长的段时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汉代广州南越王墓，考古出土的玉器，仍然保持着以组佩陪葬的礼俗。
约自战国早期，由周代早期重视人体上半部悬挂佩饰，逐渐移至腰间悬挂，有挂于中央的，亦有挂于腰间两侧的位置。在战国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漆木女俑“，湖北江陵武昌义地M6墓的“彩绘木俑”，都反映出佩带的状况。战国时期骑兵已成为战争的主力，骑技的训练有其必要性，“戎服”因而逐渐普及，“革带”已成装饰重点。各种精美“带钩”的出土，反映带饰受到重视。
　　“重带”期：唐至明代汉代帝国的解体，胡人南下，至南北朝，结束了中国上古的礼仪制度。玉器亦在此一重大变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礼仪化功能的主流价值，转化成为生活化的艺术品与装饰品。至隋唐时期，当时社会胡化之风虽然盛行，但正式的冠服制度体系，玉器与服饰形成的礼仪化服饰，仍然保持一脉相承的礼仪本质。依附于官服体系。例如”朝服”，玉器礼仪功能。已转向腰间，以“玉带饰”的形式，扮演着传统象征意义的礼仪化功能。
　　唐代皇帝百官服饰，始订袍服为朝服。袍服使用的带饰，尤其是”玉带饰”，已成为具体礼仪象征意义的主要佩饰。玉版为饰的玉带。唐代只限于三品以上的官员使用，其玉版的件数，包含着明显的阶级意识，“腰带”乃成为礼仪化玉饰的重点。这种以“带“为重意识观念的形成，可能与胡汉文化长期的融合所产生的影响有关。因胡人的服饰，必须考虑便于骑射的功能性，所以服饰装饰的重点，突显腰饰实为自然的趋势。
　　唐代服饰的腰问饰品“蹀躞七事”，乃受骑马民族服饰的影响。”玉带“饰。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于冠服制度，玉带上玉的件数，最高的等级，只能使用“十三”带镑的玉带。在《舆服志》中曾记载唐代名将李靖，因战功彪炳，由皇帝破例赏赐“七方六圆”和阐玉带的记载。玉带组合的基本形制，玉版分方、圆两种，只限于皇帝、太子等特定的阶级，或经皇帝赏赐始得使用。天子的常服，仍只用九环带，“玉带”象征阶级品位意义极为明显。
　　辽宋金元，玉带制度仍继续沿袭，公服系统所服腰带，成为区别官职的重要标志。宋代以革带为基础，原则上带饰用有色绢绸包裹，分红、青、黑三色，这种革带的形制，一般分为两节，前后备一，前面的一节，在末端装有带尾，带身装有孔，前面的一节饰有带铐。使用时两端扣合。所谓玉带即在带上饰以玉版牌饰，称为“玉铐”，“镑”的形状，以方形为主，间以圆形，玉饰版的数量视品级高低有所差别。玉版上的纹饰，以龙纹、春水、秋山、飞天等为主。宋史《舆服志》记载：“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折上巾，九环带，六合靴。宋因之，有赭黄、浅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靴，大宴则服之。”辽金元保持其北方民族的基本形制，冠服带J度并未特别重视，且屡次变更，服饰较为朴实，部分保留玉带之制，但未加以扩展。
　　明代冠冕之礼，公元1393年作大规模调整后确定。原则上玉带、玉佩两者的使用，只用于皇帝的冕服。官服限一品始可用玉。玉版分素面、透雕两种，造型分长方形、圆形（桃形）两种。基本上均不离“六圆七方“的组合模式，加上附件用玉可达二十件，即所谓”三台”、“六桃”、“七排方“、“双铊尾”、“两辅弼”、“两排扣”的组合，亦有十八件或二十四件玉饰组合的玉带。
　　明代“玉带”为尊贵品位的象征，与“龙袍”代表的象征意义等同，形成明代特有收藏玉带的风尚。这种风气之盛行，可从明代两位被抄家的权贵的收藏中得到印证。例如海宁王，在明史《钱宁传》中记载：“藉其家，得玉带二干五百束”。其数量之多，超乎想像。《天水冰山录》中记载藉没严嵩家，抄出各式玉带共计二百零二条。
　　本文对礼仪化玉饰仅提出一种概念性的论述方向，目的是想藉此激发相关议题，促使今后对此项内容作进——步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