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透雕技艺广泛应用，多用回曲双阴线和单阴线雕结合构成，强化了装饰美。使纹饰布满玉器表面而显得很华贵，纹饰抽象而精细，突出了生动韵律之美。（代表玉器为战国·楚国曾侯乙大墓四节佩饰）。 
　　其二，镂雕工艺普遍运用，镂雕处布局繁密，图形多择，边缘犀利规整，琢工精细，使玉器造型更为丰满，加强了玉器形象玲珑剔透的生动感。（代表玉器为战国·楚国曾侯乙大墓大型挂佩）。 
　　其三，玉壁突破原型，开始出廓。廓附加在园形壁之上，多为蟠螭或龙的造型，增加了玉壁的造型之美。[照片4 战国．青白玉双螭出廓谷纹壁]。 
　　其四，战国玉器是春秋玉器演化而来，早期战国玉器在纹样及装饰上带有春秋时期玉器的特点。比如玉璜的表面饰有类似春秋玉璜上的分区纹样；玉琮的表面有类似春秋玉器纹样的凹面纹饰[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玉器]。 
　　其五，抛光技术精湛，能把玉材的硬度与光泽度充分地表现出来。多选择质坚色美（和田玉）的玉器。 光洁度能达到玻璃光泽，平滑细润，显现出光彩照人，栩栩生辉的艺术效果。是战国玉器工艺的重要特色，其成就空前优异，为中国古代玉器抛光工艺的代表。 
　　1．5春秋战国玉器的商业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兴盛发达，玉器成为商业活动中极为重要的货宝。有“商不出则三宝绝”，三宝之货，包含玉器。 
　　《战国策．秦策》：“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可见珠宝玉器生意获利之丰厚，远远超过农产品，是当时巨商大贾做玉器买卖的首选。如泰国的吕不韦（相国），战国未年秦国政治家、思想家、商界巨贾。曾两任秦国相国，主持编纂先秦诸子百家的《吕氏春秋》。魏国国都濮阳人，初在韩国阴翟一带（河南禹县）经营珠宝生意，后入赵国邯郸为巨商。魏国的白圭，被誉为象征财富的“巨商”、“巨万”。 《礼记．玉制》“锦文珠宝成器，不粥于市”。释为：“锦文珠玉，华丽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过多，不粥于市，不示民以奢也。”说明富人聚敛珠宝玉器的生意之兴旺。 
　　春秋早期，玉器已成为物之交换的中介比价物。春秋晚期至战国时，玉器已进入商业交易之中，成为商业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玉器的商业价值表现在：《管子．八观》：“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官商合一，犹吕不韦者，玉器的商业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可见一斑。 
　　《尚书．洪范》有：“一日食，二日货”。释为：“货者，金玉布帛之总名。”春秋战国时粮食与玉器的交易，成为当时社会经济食货流通的主要内容。玉器的商业价值在我国万年的玉器发展史中，唯有春秋战国时期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春秋战国玉器创新的文化艺术风格 
　　中华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综合性强，体现在各民族、各地域、各种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中国玉器发展过程中一条基本规律是承前启后，中华玉文化有承传性与流变性双重特点。春秋战国玉器总体发展方向是承传性不如流变性表面突出，流变性主要表现为在承传基础上出现文化艺术风格多方面 
的创新。 
　　2．1创新的属龙艺术风格的螭纹 
　　从历代田野考古发掘中得知，玉器的螭（蟠螭）纹始春秋时期。最早雕刻螭纹的为一头双身形，有眼眶，无眼珠，身着鳞纹，无角无足，尖尾的玉龙。（河南温县）。 《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文颖曰：“螭为龙子。”《史记·封禅书》记黄帝既位时，“黄龙地蝼见。”《说文》记载：“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或曰无角曰螭。” 
　　从史料中得知，螭为龙属的神兽，地蝼即土蝼。龙的原型是鳄，证据是鳄与龙头上均有◇形雷纹。从传世品战国螭纹铜带钩中可见螭头有◇纹（天津艺术博物馆），证实螭与龙同源于鳄，属龙与龙文化系列。 在我国古代，螭亦名螭虎。《左传．注》载：“山神，兽形，或曰如虎。”《文选．班固．封燕然山铭序》记述：“是因螭头若虎头，螭之凶猛如虎。”螭神的艺术形象始于春秋玉器。玉器螭纹具有重要的神话学和文物价值。螭神在神话学中，自春秋开始日益兴盛起来。在《吕氏春秋·举难》、《史记·五帝本纪》等古籍史料中均有记载。考古发掘的玉器螭纹，以春秋战国为最多，此后历朝历代的螭纹造型纹离不开春秋战国的旧范，变化 不大。 
　　从总体分析，螭纹造型的发展，呈现由简到繁的变化。从无角到有角，从无足到有足，从无翅到有翅，但最初的蓝本，是春秋玉器的螭纹，[照片5 春秋·黄玉镂雕螭龙玉合璧]。从春秋到清代，古代玉器的螭纹形成一个大系列纹饰，被广泛地应用，出现在历代的玉器上。创新的文化艺术风格，数千年来，螭纹与龙纹相辅相承，取长补短，与时俱进，最终殊路同归，归入中华传统架构的主梁之一，龙文化系列之内，龙凤艺术风格之中。 
　　2．2中山型与中原型文化艺术风格的交流与创新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族创建的国家。中山国虽小，但经济文化发达，制作的玉器精美，多姿多彩。玉器造型丰富，以片雕为主，兼有浅浮雕、镂雕与阴线刻。纹饰以龙纹、虎纹与螭纹为主。 中山国玉匠注重文化发达的中原玉器传统风格，以中原玉器为蓝本，作为本国玉器创作的借鉴。中山国本土的玉器，风格独特，雕琢精良。中山王墓考古发掘出土的的双龙形佩有铭玉器中可以见到上有墨书“公全一吉玉”五字。“公”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对诸侯的统称。“全”指周天子用玉必质色纯正。《周礼·考工记·玉人》有：“天子用全，上公用尨 ”（尨指玉器的质色杂会）。“吉玉”指祥瑞的玉器。见于《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有“用一吉玉”。与双龙形佩上铭文相同。可以认为，中山王墓的双龙形佩应是中山国王赏赐于该国诸侯的玉器。 
　　从以上中山国出土的玉器综合分析，其文化艺术风格总体与中原文化艺术风格整合，并占居主流。可谓中山文化艺术的“中原化”或“华化”，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民族文化艺术交融、整合，创析的典范。 
　　2．3创新的星纹与多层纹饰玉壁的文化艺术风格 
　　考古研究人员从战国古墓（湖南长沙）中出土一件纹饰奇特玉壁。纹饰为双重圆圈纹，为阳纹，前所未见，排列杂乱无序，它表示天上的星星，是我国古代玉器上迄今所见最早的星纹古人认为“天园地方”。壁是园的象征天，壁上饰星纹，恰是星空迹象的描刻；壁之星纹，说明战国时期承袭先民的星占文化，并巧妙地在玉壁中反映出来。战国中期，魏国著名天文学家，占星家石申，著有《星经》一卷，《天文》八卷，是中国最早的星书，其时代与出土的星纹壁相吻合。战国创新的星纹玉壁，开创了中国古代玉器星纹之先河。为其后汉代的星纹之间加刻直线纹的列星纹壁的造型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秦国玉器创新的文化艺术形式是多层勾云纹壁。其装饰纹的特点是纹饰层次分明，排列有序丰盈纷繁，满密茂美。战国时期在这种异形装饰纹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多层纹饰壁（山东曲阜）。玉壁上有五层纹饰，最外圈与内圈为兽面纹，两圈之内为相同的谷纹与束丝纹，其纹饰采用浅浮雕和阴线刻技德，层次分明。[照片7 战国·青玉镂雕多层纹饰玉壁]。 
　　我国古代先民，以壁之园喻天，并以壁礼天神。春秋战国玉壁（饰勾云纹、兽面纹、谷纹、束丝纹）是用来祈求天神保佑人间能得到农桑蚕丝的丰收。从古至今，当人们不能征服大自然时，就想在文化艺术作品中征服它，即使不能在物质上征服自然， 也要在精神上征服它。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就是“圆”，人们希望（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能在现实生活或宗教神话中得以圆满实现，而圆圆的玉壁，正好是这种精神寄托的“神物”。历史总是在不经意刻下涂抺不去的痕迹。春秋战国多层纹饰玉壁将我国古代玉壁的文化艺术风格和装饰文化的美学内涵发挥到了极致。表现的是人类渴望战胜自然，并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观念。 
　　2．4创新艺术风格别具风采的楚国玉龙 
　　春秋战国时期是龙文化的成熟期，各种物质文化都离不开龙的艺术造型与纹饰。玉龙是战国时楚国玉文化的代表之一。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玉龙是装饰品的主体，楚国玉龙更是别具风采，造型、纹饰归纳有以下特征： 
　　（1）龙首有角或有耳，无眼睛。长脸，上唇长，下唇短而内卷，并与上唇相连，连接处形成圆孔，上唇与身体相接。 
　　（2）龙身多为一个弯或两个弯，星曲折形，似英文字母“S”，称为“S”形或“双S”形龙。 
　　（3）龙身缘出毛，并且较长，呈两分技，其上有平行阴线纹一至三条。 
　　（4）龙多数有阴线谷纹，少数为浅浮雕谷纹，谷纹居于龙身中段，龙颈、尾、瓜一般不饰谷纹，刻饰单阴线，显得粗放有力。 
　　（5）龙体总体风格顽健狂放，奔驰腾踔。[照片8 战国·青白玉镂雕弯曲玉龙]。 
　　楚国的物质文化离不开龙的艺术造型与纹饰，在玉器中表现尤为突出。楚国雄居中原，文化丰厚，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化是二元耦合文化。北方山河雄伟，南方风光秀丽；楚代表了南方。北方黄帝神圣，南方炎帝狂怪；楚国属于类帝系统，突出的表现是龙威武。比如，建国初期，在长沙一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帛画，画面为一贵妇人双手祷龙与凤；龙在攀升，凤在飞翔，龙尤为受尊崇。楚国玉龙总体艺术风格表现为豪放雄奇，在造型上有独特的重要特征。表现为玉龙头部为狭长脸，而额平直，犹似马头。恰似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龙马”。《尚书·顾命·传》记载：“古帝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身刻八封图，谓之“河图”。《礼记·礼运》记述：“河出马图”，释为“龙马负图而出”。据史书记载，楚人崇尚老庄的道学，并与庄骚文化相一致。可以认为楚玉龙是中国古代的龙马神像，与楚文化的特质相合拍。战国时楚国玉龙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表现的是楚人开拓创新与开放气魄的龙马精神。 
　　2．5创新的佩玉行为文化艺术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儒学大师孔子的倡导，出现了“以玉比德”的道德标准与新道德观念。崇玉和佩玉的新思想是把玉之美、之德赋予儒家道德观的内涵。孔子的经典《礼记·聘义》论玉有十一种德性；《管子·水地》论玉有九种德性；荀子著《荀子．德行》论玉有七种德性。各说大同小异，其共通的内容是将君子的道德与行为比附于玉，见始于春秋的《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其后有孔子《礼记·聘义》“君子比德于玉”的理论。  
　　把玉这种最质朴、表里如一、圣治的自然物。赋予坚韧、温良、谦和、儒雅、正义、廉洁、清正、刚直等品性，以比喻中华民族的道德与行为，将崇玉、佩玉视同尊崇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高尚品德情操。将玉与君子结缘，把德和玉结为一体。孔子将玉人格化、神圣化，强调佩玉的本质不只是表现外在美，打扮自己；而要表现人的自我修养和精神世界，用于表现君子的才识渊博、洁身自好、温文尔雅、谦恭有礼， 
　　以玉修身示德，要求“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是贤德之表，具有湿润、质朴、高雅的品性。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独特的玉意识，“以玉比德”的观念，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佩玉的伦理原则，道德文化与行为文化艺术风格，成为中华玉文化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 
　　春秋战国时的佩玉，又名“杂佩”，指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一般由璜、环、珑（龙形佩）、琥（虎形佩）、珠等组成。组佩通常用玉环、玉璜作方体，以珑琥珠为悬饰。除玉佩的结构形式不同前朝，人们佩戴成组玉佩，不只是出于纯粹的装饰目的，重要的是强调佩玉者的行动，仪态必须与玉佩保持同步、和谐的关系。《礼记·经解》记载：“行步则有环佩之声”。是以佩玉节行止。身上佩挂玉佩，走起路来，各玉件之间会轻轻相互轻撞，发出叮叮当当悦耳的玉声。这时的佩玉礼仪形式，已发展到具有美观与美听的双重审美效果。佩玉者步伐，必须轻盈，规范并有节奏，才可以与玉佩动荡之形与声音相和谐、一致。才能让佩玉者端庄、持重、步态稳健，表现出君子的仪态美，风度美和气质美，被当时人们看成是君子完美品德的象征。佩玉与行步的相和谐，是礼仪的体现，是春秋战国时期创新的佩玉行为文化内容和文化艺术风格。数千年来，“以玉比德”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深深地植根于国人的心中，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潜在意识，驱动了全球华人佩玉于身，代复一代的传承下去。 
　　本文为“中华玉文化专题研究”课题成果，得到湖北省宝玉石协会的协助和中国国土资源报《珠宝玉石双周刊》、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中国宝石》、中国地质大学《宝石和宝石学杂志》、中国矿业报《新财富珠宝周刊》、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超硬材料工程》、《深圳珠宝》、《全国宝玉石周刊》、《财富珠宝周刊》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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