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时尚文化网

  02.知性的友谊
  1839年,霍桑开始自称为索菲亚的丈夫。
  索菲亚享受甜蜜的爱情,继续自己的艺术创作。
  她为霍桑《一个温和的男孩》画了插图,同时还画油画,学习以前不熟悉的泥塑。
  霍桑对她的画爱不释手,在各种各样的灯光下欣赏它们:白天的光,黄昏的光,蜡烛的光。
  索菲亚写过一本《古巴日记》,记录的是她旅居古巴年间的生活,霍桑就把喜欢的段落抄录下来,反复观看。
  他畅想着跟索菲亚结婚后的情景:“等我们住在一起时,在我编造我的不同的故事时,我想让我的小鸽子去阅读所有需要阅读的东西;然后,等我们脑袋挨着脑袋躺在枕头上时,她再将她研究出来的主要内容复述给我听。这样,知识就会象天国里的露珠一样,飘撒在我身上。”
  乐观的索菲亚同样认为他们婚姻将会非常理想,婚礼之前,信心满满地写信告诉朋友婚姻会实现她“诗人的梦想”,霍桑不仅会是她的“国王,玩伴,情人,下属,骑士,或者,一言以蔽之,丈夫”,更会是她的平等伙伴,两人会互相支持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继续追求。
  她也跟姐姐描述了自己理想的婚姻生活:“他有一个书房,我有一个画室,一个在楼上,一下在楼下;早上,他任凭他的缪斯操纵着时,我也会听从我的缪斯。在我们从事的几门行业中,我们会快乐地分头发挥我们的能力。然后,下午时分,我们会聚到一起,交换那些从那深奥的未知世界来光顾我们的思想。哦,想一想,听着他讲话,或者告诉他我发现了什么,给他看我用铅笔和雕塑工具描绘下来的东西,将会是多么幸福!而他是一个多么公正、严谨和诚实的批评家!他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批评家。”
  朋友们对他们的结合都很支持。
  闺蜜傅勒夸霍桑身上有种少见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如果我见过一个既有微妙的温柔来理解一个女人的心,又有安详的深度和男人气来满足她,那就是霍桑先生。”
  傅勒说,她相信嫁给霍桑能够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让爱情生长为它最罕见的一种形式:“知性的友谊。”
  
  03.爱情的最高境界是守护你的孤独
  1842年7月9日,索菲亚和霍桑在波士顿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天,两人坐着马车到了康科德。
  在爱默生的安排下,他们住到了爱默生继祖父的庄园里。一住就是三年。
  这三年,是霍桑夫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两人时常在河边和森林中采集野花,谈论艺术,霍桑为妻子读诗,读自己的文章,尽情享受新婚的快乐。
  可没多久,索菲亚意外流产了。
  她很痛苦,用结婚戒指在老庄园的窗台上刻下了一句话:“人间的事故,都是上帝的安排。”
  后来,她再次怀孕,在女儿出生前画了最后一幅画,从此放弃了画画。
  她不再是画家索菲亚,只是霍桑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
  婚姻只改变了霍桑的生活方式,却改变了索菲亚的一切。
  婚前,她崇拜爱默生,婚后,她觉得他“不怎么懂得爱”。
  婚前,她和傅勒都认为婚姻是两个平等的人的伙伴关系,婚后,她觉得只有结过婚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婚姻的意义,单身的傅勒缺乏婚姻经验,说什么都是纸上谈兵。
  她放下画笔,不再追求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卖掉了生平最后一幅画《恩底弥昂》,那幅画描绘的是沉睡的恩底弥昂被月神唤醒的情景:“这幅画,记录着那些幸福、充满希望的日子。恩第弥昂脸上闪耀着的希望之光,难道那不正是我的希望和我的现实?他的身体沉醉于睡眠之中,他的灵魂沐浴在光芒之下,每一根线条都流淌着完满。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的生活。”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孩子即将出世,霍桑虽然发表了不少小说和随笔,却被出版商们拖欠了很多稿酬,他们早就捉襟见肘,之前全靠她的朋友接济。
  对此,霍桑深感屈辱。
  索菲亚却从没抱怨过,她把丈夫和孩子当成整个世界,认为他能跟艾玛河畔的天鹅(也就是莎士比亚)相比,跟姐姐说:“如果我能够帮助我丈夫的工作,那么我会将它当作我生命中的主要使命。但外在上,我能给他做的只是给他补衬衣和袜子——精神上则是另外一回事。”
  她崇拜丈夫,将他描述成最伟大的作家,每次搬家都会将他的书房收拾得干净舒适。
  霍桑写作时,她从不打扰,也不让孩子和客人打扰。
  家人和批评家指责霍桑,她尽力为他辩护。
  她是霍桑的第一个读者,也是霍桑作品最客观公正的评论家。
  《红字》写完后,霍桑说:“这个故事使她心碎,让她头疼欲裂,只好上床休息——这就意味着,这个故事是一个辉煌的成功!”
  她在文学和现实之间,为霍桑架起了一座桥梁。
  霍桑说自己不是殷勤好客的人,不会像别人那样将自己的心精心烹制、沾上脑浆,当作珍闻献给他们所心爱的公众,但因为索菲亚,他结交了不少朋友:爱默生、梭罗、亨利·布莱特、朗费罗、麦尔维尔、布朗宁、丁尼生等,也创造了很多复杂的女性人物。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罗姆说:“霍桑是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只有亨利·詹姆斯和威廉·福克纳可以和他匹敌。他的最高成就,就在于他创造了“美国的夏娃”——海丝特·白兰。自海丝特以后,美国文学上涌现了大批女性角色,然而没有一个可以和她在美学和文化上的反响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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