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人生再艰难，文学仍然在场 | 访谈

王蒙：有一次，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和我聊天，我说，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中国灾荒、内战、暴政、造反、民族争斗太多了，像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作家写小说，虽然它也有各种问题，这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至于说最好的时期是否有最好的文艺作品，这是说不清楚的，中国最好的小说是《红楼梦》，到现在没有任何书敢于向《红楼梦》挑战。你不能说《红楼梦》写得好，也不能说清朝是文学最好的时期。

对作家来说，好的作品和好的时期，相对而言就是一个好的环境。和历史时期比，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尤其明显。我生下来到十一岁，在日本刺刀尖下生活，我不能说那个时期是好时期，然后是从1945年到1949年，是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时期，我无法说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期；从1949年一直到1979年这三十年，运动连连，我个人被剥夺了很大一部分公民权，我也无法说它是最好的时期。那从1979年以后到现在，对我个人而言，算是比较好的时期。

至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这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觉得这个过度解读了。我没有说过现在中国文学作品最好，也没有和外国文学比较的意思，更没有说现在没有问题了，只是说环境相对而言，比以往要好。

张英：你怎么看中国几次大的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政策，对中国文艺造成的影响？

王蒙：我在《文艺研究》杂志和《文艺报》上发表过我的意见，谈到文艺和时代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讲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了文艺、革命和作家的相互选择，还讲到了对于延安艺术讲话也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收在中央《文献汇编》里。

张英：今天，党的文艺政策，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王蒙：现在，一般的文艺工作者跟政治的直接撞击越来越少，文艺的面越来越宽泛了，现在的领导层，对文艺里政治上的约束、政治上的要求并不明显，不像以前，动不动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直接服务于政治。所谓主旋律，歌功颂德的东西数量也很少。

几年前，伦敦书籍博览会，中国是主宾国，我看到去的作家，除了像铁凝、徐坤、迟子建、莫言这些人以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网络作家，什么安妮宝贝、当年明月都去了，政府也非常追求中国作家的广泛性，几乎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张英：今天的文艺政策对文艺还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

王蒙：不能，当然不能。现在的问题是反过来，写小说写诗歌写戏的人仍然不少，但与强势的电视、互联网相比，文学起的作用非常小，电视里起作用大的是民间文艺，如赵本山的小品和一些表演。

影像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电视和电脑屏幕的娱乐性非常强，娱乐性的东西越来越多，前一阵到处都是谍战片，但这里头没有任何政治操作上的考虑，这些谍战片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安全部门为了招收工作人员，或者多招收学生，或者多培养特工，这些谍战片的出现完全就是为了解闷和娱乐大众。

现在文学刊物数量不少，但订数在逐年下降，它跟过去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作家们都有自己写作的计划，很少有人根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去写作的，这在过去也不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作家的写作和政治不发生直接关系。

张英：现在就是换了方法，你要写这方面的作品，我给你出版、发奖、资助。

王蒙：这个当然也有，这个也起了作用。关键是你自愿，没有人强迫你了。你要是写，能够获奖，拿国家奖，得到一些待遇，也能分房子，还能在各省当个什么作协主席。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有的年轻作家，就是靠网络便成名人了，这是另外一个体系了，点击率非常高，超高，也有很优厚的收入，很可能他的收入比你那个文学奖还多。

比如说郭敬明的收入绝对比你拿一次奖多，韩寒的收入也不会比你拿一次奖少，所以这方面实际还存在着一种逐渐多元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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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人文院士

张英：现在，互联网时代，吸引眼球的东西太多了，你对文学的未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