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

　　鼓吹本是中原内地的传统音乐，是用短箫和铙（铜质圆形的打击乐器）表演的乐曲。唐朝行军的鼓吹都在马上吹奏。每当行军打仗时，乐者数人边行进，边吹箫击铙，以鼓舞士气。鼓吹作为军乐，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两周以来军中一直都有奏乐凯旋的活动，汉代的宴享曲“黄门鼓吹”和三国魏的长箫、短箫，“丝竹合奏，执节者歌”，即有几种乐器配合演奏，还有人边击节边歌唱。这种传承悠久的乐舞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会在甘肃各政权下广泛深入地流行。

　　行军时演奏的鼓吹器乐组合灵活。一般由提鼓与箫、笳组合，作为出行仪仗在马上演奏的是“骑吹”，由提鼓、箫、笳、铙组合；作为军乐在马上演奏的是“铙歌”或“短箫铙歌”，其乐曲都是从民歌中选取的。

　　横吹由鼓、角、横笛组成，有时加笳和排箫，为专门的军乐。箫鼓则由排箫和建鼓组合，可做仪仗音乐、军乐或百戏（混合表演）伴奏。若是在行进中演奏，乐工坐在楼车里，楼上有两人敲击巨大的建鼓，楼下车厢坐四人吹奏排箫。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入甘肃地区，带来各族的民歌和乐器，改进传统的鼓吹。如鲜卑贵族的《代真人歌》，据说多至“百五十章”。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都是用民族语言演唱，汉人听不懂，但作为军乐，其作用与内地鼓吹相一致。

　　百戏，又叫散乐。它是杂技、歌舞等文娱、体育技艺的总称。魏晋南北朝，传统百戏在甘肃继续盛行。这一时期又有训练动物表演百戏。西魏文帝大统（公元535—551年）初，活动于甘肃、青海一带的吐谷浑主夸吕“遣使献能舞马及羊、牛等。”（《北史·吐谷浑传》）吐谷浑的动物表演配有音乐。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吐谷浑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宋书》卷96）就是一个例证。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辑录一篇甘肃人傅玄的《猿猴赋》，是反映猴戏的。大意是说：耍猴取乐不像打猎那样兴师动众。给猴子戴上红巾，系上红佩巾。先将头面装扮好，再抹上红唇。让它做各式各样的动作，或抱牵绳装睡，或怒目大吼，或仰望迟疑缓行，或悲号呻吟，或模仿老人，或学胡人孩儿动作，或低头乱捉虱子，或击掌作胡人舞状，能做出多种生动有趣的猴戏。说明甘肃这时期也流行动物百戏。

　　河西魏晋墓壁画 《奏乐图》

　　甘肃的乐舞交流及佛教音乐

　　这一时期，甘肃各民族间、甘肃同中原的乐舞艺术交流十分频繁，其中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是佛教乐舞的东传。

　　中原典型的传统乐是汉末以来流行的《清商三调》，晋末“永嘉之乱”将它冲击得五零四散，其中一部分被逃难而来的太常乐工连同乐器一起带到河西。中原王朝的太常乐流落到河西后，受到当地和西域音乐的影响。前秦灭前凉，将这部“太常乐”从河西取回关中，杂以秦声，使其又有新的发展。南朝宋武帝刘裕进攻关中时，此乐又从北方传播到江东，融汇“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等大量南方民歌，内容更具有综合性。北魏孝文帝伐淮、汉，北魏宣武帝攻寿春，又使江左所传中原旧声，带着它所接受到的吴歌、西曲等因子，反传到北方。在这一系列的音乐交流中，若没有河西这个环节，《清商三调》就可能完全散佚，至少不会如此广泛地融会中国东西南北中五方各族音乐的精华，变得那样充实饱满。

　　甘肃作为民族交流的大平台，在这一时期各地、各族的乐舞交流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据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公元477—499年）初，由于典章散佚，宫廷乐舞无法建立。于是乐工们将地方乐和四夷乐吸收进宫廷太乐，使北魏宫廷乐舞比前代更加雄壮优美，其中就包括甘肃的乐舞。早在北魏世祖拓跋焘时期（公元424—451年），就注意吸收各部族乐舞。拓跋焘破夏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北凉政权），得其伶人、器服，择优保留下来。《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可知《西凉乐》就是在这时传到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龟兹乐》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政权灭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后，再次传到漠北。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中亚民族国家的乐舞，如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著名的《胡旋舞》《安国乐》等都是通过甘肃传到中原内地，而被吸收为宫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