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建

　　写在前面：

　　每一个人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衬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但个人是否具有自觉和反思精神，尤其是能否有意识地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做理性的思考和记录，这就只有极少数被称为大师的人才能做到。费孝通先生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大师之一，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本版从即日起将陆续刊发相关纪念文章。在人们对他的研究、悼念和追忆中，费孝通那近乎传奇的人生和他所践履着的人文精神将一一呈现。

　　——编者

　　“文革”结束后，费孝通先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社会学学科建设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进行的。他特别告诫年轻学者，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要建立起一个理解中国社会的科学路子，要提出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生活的一套系统知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上。

　　知难而进的历史责任感

　　费先生接受重建社会学的任务时，社会学停顿已有27年，他也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按现在的说法，是早已退休多年。有一次，他特别谈起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和重建将遇到的困难，当时归纳了8条，现在笔者简单地总结为3个方面：一是这个学科“出身不正”，“先天不足”，而且当时还非常敏感，社会上的偏见很深。二是本来底子很薄，留下的人又不多，也就是费先生所说的挥之即去，但是不能呼之即来，明知靠速成的办法培训人才将来必有弊病，但又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权宜之计。三是这门学科的综合性很强，费先生本人又一向主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学科不仅要体现科学性还要体现人文性，这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因此在这种要求高、任务重的情况下，谁来挑这个担子都艰难，何况他的“右”派问题尚未改正，又年已70了。

　　而费先生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的坎坷之后，却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这些都不是我们当时那个年龄的人所能体会的。这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正如他当年所说，也是我们今天应进一步领会的：一是为了前人的意愿，他曾表示很多师友已经故去，未能看到社会学的重建，他有责任实现他们的遗愿。二是为了个人的信念，他从青年时代选择从事这个学科，就有着“志在富民”的志向和目标，虽然历经坎坷，现在有机会还是要做的。三是为了子孙，他常讲，中国社会是有祖宗有子孙的社会，要为后代为子孙着想，再难也得去做。就是这种历史责任感，使他知难而进，矢志不移，勇于挑起重担。笔者想，这种精神绝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不朽精神，而费先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明确的方针、目标和原则

　　学科重建之初，一群不同年龄的人，来自不同单位和岗位，多数人又都互不相识，要在一起搭一个很特殊的“戏台”，做到同心同德，目标一致，各司其职，团结奋斗，谈何容易。

　　费先生很快提出了重建的3句话方针，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他还强调了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目标是要建成在中国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方针、目标清楚了，下面便开始“搭戏台”，费先生用“五脏六腑”形象地比喻学科必备的5个部门（学会、科研机构、学系、图书资料、出版）和6门基本课程。重建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后就马上着手开展各方面工作。笔者感到，费先生当时最不容易、实际上也花了很多功夫的工作是让社会各界了解并支持社会学。他出去讲课，接受报刊的采访，比如他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给青年介绍什么是社会学。他在医学心理学培训班上，为学员们讲社会学和医学心理学的关系。他还接受邀请，去给企业领导讲社会学与企业管理。他到各个省市去协助筹备建立地方的社会学学会，最早是在北京、湖北、江苏、四川、内蒙古等地，他都亲自去过，不仅了解筹办情况，还要作学术讲演。

　　重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也是当时一项迫切而又敏感的任务，费先生因此外访任务繁重。据粗略统计，1979年到1982年3年间，他涉及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文章和讲话有16篇，外访讲演有9篇，访问美国两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各一次，在英美的老朋友甚至惊奇他还健在。

　　万事开头难。虽然当时工作头绪多，任务也很繁杂，但费先生一直把握住培养人才是首位这一原则。可喜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始终得到教育部高教一司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举办讲习班后，即协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相继开展了《社会学概论》编写试讲以及社会学专业班、研究生班的开办，并着手进行了各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或系的筹建工作。

　　身体力行地开风气，育人才

　　费先生在重建伊始就关注到社会调查基地建设问题，并着手进行实地调查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自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阶段的主题就是“行行重行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到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地开风气，育人才。

　　在他的牵头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北京大学师生与地方有关院校或部门联合组织课题，开展研究工作。内容与他早年的农村和民族两篇大文章接轨，形成两条线，一条是三访江村开始的，后来叫城乡发展研究；另一条是从黑龙江和内蒙古的流动人口开始，发展成后来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的一个大项目，也是他的民族这篇大文章的延续。他常说，现在的年龄和工作条件不能像年轻时那样作深入的田野调查了，但他还是坚持“走一次，写一篇”。《行行重行行》和《行行重行行续集》两本书所集70篇文章中，涉及城乡方面的有42篇，民族方面的有16篇，还有其他的12篇是阶段性的小结和回顾。

　　我们从一篇篇积累起来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费先生“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的足迹和思路，正如他在晚年归纳的从江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发展的学术思路。他看到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2003年9月在生病住院前，他又看到了包括香港、广东在内的泛珠江三角洲发展的前景。

　　笔者仅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来说明费先生对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的关注。费先生从1982年第一次去内蒙古到1995年最后一次，14年间共去了十几次，其中呼和浩特6次，赤峰3次，包头两次，阿拉善盟、呼伦贝尔盟各一次。内蒙古的产业布局特点大体是东林、西铁、南农、北牧，各种典型地区他都去过，每到一地都有文章，都提出问题，例如赤峰地区的农牧结合问题，包头的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关系问题，涉及到自然生态平衡、人文生态平衡等多方面的问题。

　　在他的考察和调研过程中，贯彻了他培育人才的大计划，参加工作的有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学生以及当地的基层工作者。费先生作为学术带头人，起到了破题开路的作用，贯彻了“从实求知”的学术理念。1998年，他让笔者以《从实求知》为书名，把他这些年重要的学术论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坚持一生的学术志向

　　费先生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要了解中国的志向，他从农村调查开始，关注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重建社会学以后，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大都与当地的发展有关。他要求研究结果不只写在文章里，还要看到实际效果。正由于他当时身兼数职，既是学校的教授，又是民盟中央的负责人，还是全国政协或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他充分地利用各方面的条件，把几个方面的任务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志在富民的目标。归纳起来大体通过3种方式：

　　一是在听取汇报和考察后，在讲话和报告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促进自己的想法为有关部门所采纳，同时也帮助基层向有关部门转达意见和建议。二是为不同地区或是省市牵线搭桥。费先生除了西藏和台湾没去过之外，其他的省市自治区他都先后到过，他提出过“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主张，如多次为江苏、内蒙古之间建立联系，实现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互惠互利。三是通过课题讨论会、发展论坛集思广益，为有关部门或地区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民盟中央还成立了区域发展委员会，专就“区域发展”献言献策。最早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发展研究，涉及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4个省区，这个项目也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课题之一。民盟中央就此项研究形成的《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复，以后还有《关于开发黄河三角洲的建议》、《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关于在沧州市黄骅建港的建议》、《关于加快图门江地区开发和开放的建议》、《关于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的若干建议》等等。

　　值得庆幸的是，费先生在生前看到了他坚持一生的目标的实际效果，他说：“富民作为目标，从80年代开始已看到了端倪。……我觉得高兴的是，想的办法，出的主意，有些已取得成效。这也使得我对自己所走的学术道路有了信心，是我深深感到生逢盛世的幸会。”

　　反思、补课和文化自觉

　　费先生说，老来还是要向前看。他信念坚定，目标明确，站得高，看得远。他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主题，可以用“反思、补课和文化自觉”来概括。他认为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言的，文化自觉则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扩大到一门学科的演变。学术反思是个人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并进行文化对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始。所以，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是一脉相通的。

　　他从1993年开始写反思的文章，第一篇即在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宣读的“个人、群体、社会”一文，是他对旧著《生育制度》一书的反思。此后直至1998年上半年，他写了8篇反思性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是他对个人学术思想的再思考，也是对他所学到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反思。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而言，还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尝试。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是在认识自己”。

　　1998年7月，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社会学人类学第三届研讨班闭幕式上，费先生明确提出了“补课”的要求，他说这是时代的要求，是重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要求，也是作为学者的必须。接着他身体力行，开始重温派克社会学，重新补社会学的基础课，用一年零七个月时间完成了7万字的补课札记。

　　1998年初，费先生相继从民盟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上退下来，他说这是他“第三次学术生命”，最后一段时间要主要放在学术上面，他想做几件事，一是继续“行行重行行”，他主要沿京九线“串糖葫芦”，在沿线每一个省找一两个中小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并争取每省或每地写一篇文章。二是继续写好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和与港台学者联合发起举办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学术论文。三是重温派克的学术著作。

　　回头看一下，他提出的反思和补课计划都如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中西文化的会与汇问题。他特别关注社会发展变迁中不同文化的接触、转型和融合问题。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的人类如何相处是社会学人类学者必须研究的大问题，希望社会学人类学者能投身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历史悠久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大量阅读了梁漱溟、陈寅恪、钱穆、顾颉刚等老一代学者的著作，自称是补习文化史。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研究实践来说明“文化自觉”的迫切性，并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