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炜：诗何以为经 ｜ 名家专栏

张 炜著名作家；1956年11月生于山东龙口，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20部、散文20卷、中短篇小说集8卷、诗集2卷；201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张炜文集（48卷）》；作品获茅盾文学奖、全国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南方传媒文学大奖杰出作家奖等；《古船》1993年开始被法国巴黎科学中心确定为全法高等考试教材；作品被译成韩、英、法、德、日、瑞典、土耳其、俄等数十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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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之“经”

作为一部民族典籍，《诗经》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间它从一部文学作品集（诗歌集），逐步走向了不可动摇的“经”，地位变得十分显赫。这种完成和蜕变是一个缓慢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现代，它更多的还是被当作一部文学作品集来对待。毋庸讳言，直到今天，它在人们心目中仍然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仍以不可置疑的“经”的神圣和崇高，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如果就文学的意义来说，“诗三百”的主体应该是《风》，而《风》是率性大胆、泼辣放肆的民间咏唱。那么可以设问和想象，一部充满野性的民歌何以登上大雅之堂，并最终为庙堂所接受，进而又成为神圣的“经”？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更是后代诗歌创作之滥觞，那么“诗”何以为“经”？又是从何时为“经”？大约从战国末期，“诗三百”开始被广泛引用，到了汉代，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经》开始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五经》之首。

关于这三百首的形成过程，最早载于《史记》的有“孔子删诗说”，说由孔子将许多重复的诗篇去掉，删削订正，最后留下了这样的版本。王充《论衡·正说》大致沿袭了《史记》的说法，说“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事实上在后来的经学研究中，孔子删诗说并没有得到确认。但孔子在当年就认识到了《诗》的重要价值，花了很大力气去编纂修订，这应该是确切的。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可能是“乐正”，即把词曲加以谐配调整，使之各有归属：“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暮年，孔子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编订《诗经》。但他是否真如司马迁所说，删削大量篇章之后才形成现在的三百零五篇，一直被人质疑。古今学者的主要观点认为孔子并没有删减篇章，只是加以订正，其重点工作还在于“乐正”。因为实际上《诗经》的所有篇章都是用来歌唱的，当时都有固定的乐调和演奏程式，也正是这其中贯彻了宫廷的政治和礼法。词与曲是一体的，这些文字没有“乐”相谐配，其“经”的价值和意义便会大打折扣。不同程式和调式中所含纳的诗句，才会彰显出强大的礼法精神，携带着明确的庙堂规制。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才更为重视《诗经》的传播和应用。孔子“乐正”的目的，即为了让“三百”篇各归其位，让每一章都能恢复至周代礼乐的规范，使整个社会的政治与教化变得有章可循。孔子的工作为了“取可施於礼仪”（《孔子世空》），把诗经变成了仪式文本。之所以要正乐，也和当时的“郑声淫”有关系，郑声扰乱了雅乐，而诗经所配的主要应是雅乐。

如此一来，《诗经》便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总集了，而是深刻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长期影响和作用于一种伦理秩序，让整个社会纳于“诗教”的主旋律下。可以说，孔子对于“诗”逐步演变为“经”的路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诗三百”的许多部分显然已经逐步与“乐”脱节和分离，即“乐坏”。而“乐”的丧失和移位，必定导致了“诗”的不能归位，造成了礼法上十分混乱的局面。这样，“诗”作为“经”的价值也就大部分失去。《风》《雅》《颂》如果仅仅是在文辞、内容和风格上差异明显，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还远不足以构成强大的规范和制约。我们可以设想，在规制严格的乐曲和演奏程序中唱出来的诗，与今天只能用来诵读的诗，二者的区别显然是巨大的。在反复咏唱的旋律中，礼仪规范的约束，潜移默化的熏陶，美的沉浸与陶醉，一切正可以相互交织。这样的一种能量，从我们时下所熟诵的诗句中弥漫挥发出来，该具有何等强大的教化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诗三百”为什么一点点变成了“经”。离开这样一个政治和礼法的基点，也就无法想象《诗经》数千年来形成的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路径以及神秘感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