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时尚文化网

就此,一部鲜活的文学经典变得僵硬而贫瘠,而且更加神秘和曲折,成为那些皓首穷经者所开拓和制造的另一片灰色风景。几千年过去,作为一种读经的传统和方法,除了一些不多的个案,可以说已经被中国知识界贯彻下来。即便到了当代,在那样一种经学传统的笼罩之下,一部水汽鲜活的文学作品,其朝气蓬勃的生命肌体,仍然无法避免被肢解的命运。

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论诗,自然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路径也有所差异;但到了某些后继者那儿,却往往只取其一端。事物一旦过了某个“度”,即走向偏执,并形成另一种遮蔽。它作为一种方法被因袭,再也不可能进入艺术创造的鲜活生命之中,而只能通过一套简单刻板的模式去演绎推导: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对一部文学作品做出振振有词的社会剖析,提取伦理意涵及在政治与道德方面突出发现和建树、表达思想的高度等等,已经偏离了文学本体。文学批评所运用的诸多归纳、解释和推论,已经形成了一套习以为常的标准,以至于变为跨越时代的、百发百中的、无所不能的利器。由此以来,能够进入生命脉动、为艺术而感动和陶醉的人越来越少,表相化皮毛化与言不及义的趋势,正愈演愈烈地持续下去,渐成顽痼。一个粗率浮浅的阅读者不可能进入文字的细部,更无法领略其间的精妙神采,既读不出语言的节奏和韵致,也不可能捕捉细微的情态,读不出幽默、逸兴和忧怨等基本元素。所以这种丧失了起码文学阅读能力者,无论怎样咬嚼文字,得出的结论仍与审美无关。

在现代语言艺术中,大概只能产生“经典”而不能产生“经”。本来一直沿用“经学”的方法来对待它们,却仅仅可以走到“经典”而止步。原来这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标准:“经典”是低于“经”的。大致来说,正因为这二者的极为不同,有人才对现代艺术三缄其口。在他们心目中,现代之“经”早有归属。当然如此,对艺术家来说,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张 炜:诗何以为经 | 名家专栏

文明的不得已

今天看来,远古对于文辞的书写和记录是非常简陋甚至艰难的,由于缺少记载和传播的工具和手段,常常造成了存留的艰困,流布狭窄甚至阻绝。《诗经》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其中坎坎坷坷,通过传唱、注释和抄写,导致了多版本与多谬错。与其同期,除了一部《尚书》多少留下一些文字外,其他典籍几乎没了痕迹。《诗经》是那么孤单,甚至是唯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对于中国那个时期的历史、思想和法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承载与传递功能。关于那个时代,人们所能寻找的所有文字依据中,《诗经》可谓最重要的载体,因为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文字可以依傍和参考。它是认识那段历史的重要佐证,所以才要“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由于长年的兵燹战乱,更有后来秦代的焚书坑儒,《诗经》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字经历了空前的劫难。我们今天看到的“诗三百”是劫后余生,它的词汇和篇目次序,甚至是内容本身也就免不了多有争执。用竹简刻记这么多内容,历尽磨难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文化奇迹。所以《诗经》之为“经”,它的神圣,也来自文明的不得已:既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一个产物,又是我们所能依赖的极少数结晶。它的极少数、它的孤独,也造成了其不可取代的唯一性地位。

由于文字刻录的艰难,由于书写工具的简单和原始,文字的茂长繁衍也就受到了限制。“极简”,这也成为远古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语言的膨胀和芜杂几乎是伴随着现代书写而开始,现代科技的发达,加剧了文字的铺排和泛滥。在远古,简化浓缩却是一种必须,以极少的符号代替极多的内容势所难免。但是,极端的简化也容易造成疏漏和多解,会造成一种神秘。所以读古诗必须简中求繁,而看今诗却要繁中取简,这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对于那个遥远的朝代,由于我们缺少更多的文字记录去认识和了解,所以就要特别依赖这些简约到极致的记录,从有限的字里行间考察当时的名物、制度、山川、社会生活和人文风貌。也正是这种简而又简的记载,这种种局限之中,留给了我们巨大的诠释空间。也由于它的过度浓缩的坚实品质,使它能够抵挡漫长时间的侵蚀与挥发而不变质,并且还随着时光的推延、因无数诠释而变得更加丰腴和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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