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炜：诗何以为经 ｜ 名家专栏

在现代，我们将歌唱和书写分成了两个世界，除去专门的所谓“歌词”，更多的文字是独自生存的。而在“诗”的时代，文字与声音是共生共长且一起呈现的，离开这样的情与境去咀嚼文字，思路也就立刻变得狭窄了。缺少声音伴奏，强大的想象力与挥发力、浪漫和昂扬，也一块儿被丢弃了许多，所以再也无法知晓和感受原来的那种美了。就留下来的一部《诗经》来说，在这种误解和隔膜之下，它的神秘感却在增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稀释，还在不断强化。我们像面对一个不可思议的圣物，有时难免四处求索，迷离彷徨，不知所之。这种神秘和无解，又进一步催生了焦灼感，导致我们更多地用理性而不是以感性去对待它：理性的强用往往是对“经”的强调，而不利于“诗”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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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经典的“经”

更多地将《诗经》作为“经”来对待，尽管隆盛，却有可能不是使它变得更大，而是更小。让其尽可能自由活泼地生长下去，才有茂盛的未来。将它还原为一部众人的创造，等于倾听生命的群声，一同来到了无垠的原野上，这就可以迎接各种各样的机缘。我们由此踏向更为开阔的生命地带，而不是行走在细细的理念的小径上。反观《诗》产生的年代与时间，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五百余年，而今留下的仅为三百多首，平均一年里还不到一首。这未免太少了一点。无论是文人还是民间歌者，他们一定有过更多的歌唱。就因为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期间又有过多种选择，所以能够留下来的杰作总是这么少。

如果按传统观念中的“经”的标准，《诗》的主干部分《国风》的意义或许会变得次要一点，而《大雅》和《颂》却会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可见“经”与“经典”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尺度，二者尽管有所交集，但大致还是分为两端。“经”将不自觉地偏重于社会性和政治性，强化和突出一个时期的礼法与道德范式。作为杰出的文学作品，即通常所说的“经典”，在内容上总是无所顾忌，需要个体生命的烂漫绽放，必会自然而然地越过某些界限，突破诸多方面的平均值。这种冲决和创造的最大力量当然还是在民间，这就是《风》的呈现。几千年的经学尽管走了不同的道路，有过多种尝试，总的来说还是胶着于一些道德争执，它们比较集中地面对了《风》这道难题：其中的烟火气让各方大儒颇为做难。他们煞费苦心做的一些事情，无非就是让这些狂放不羁的内容改变一下颜色。不过那些文字早就形成在前，木已成舟，终究无法改变，也就只好曲解。他们不忍看到一直被称之为“经”的一部历史典籍，竟然满篇里写尽了原欲。

某些经学家极想让一部《诗经》纯粹起来，变得通体透明。这当然是最困难不过的事情，以至于变得不可能。但是他们挖空心思地一直做下来，甚至产生了许多有名的著作。让人眼花缭乱的经学论著越来越通向偏僻深邃，也越来越令人怀疑。我们今天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思绪，也还是无法相信那些强词夺理的说辞。他们对于人的灵魂的成长，对于君子操守和国人的行为准则之类，用心太多太重，反而不能令人信服。既然这三百多篇已经确立了“经”的地位，那么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范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这样一来，就唤起了经学家们强大的责任感，有了他们代代相继的不懈努力。可惜这只是事倍功半的事业。

《诗》之神圣的“经”的地位的形成，一方面造成了审美的障碍与隔阂，另一方面也强化和加重了它作为文学原典的地位：经典性得到了不曾间断的开拓和延展。后代阅读者会在比较肃穆的气氛中感受这些古老的文字，使它们在一开始就具备了不同于一般诗文的风貌。寻觅微言大义，考证和训诂，还原古风古韵，是面对这样一部“经”书的基本功课与态度。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却常常要松弛得多、悠然得多。审美是愉快和感动，不是倦怠和疲累，不是精研细磨的苦思，而是激赏和把玩的快乐品味。那些烦琐的历史考据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逐渐模糊，对于遥远漫长的历史，人们大多数时候是越来越超脱，而不是越来越执着。也正是这种疏离感和多多少少的漫不经心，使这些远古的吟唱更多地返回到创作之初的那种感奋和激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