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具体如何诠释剧本的时候，剧组却在简约主义这一原则上分裂为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应该把极简的风格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削减演员表演之外的戏剧手段，不要使用太多的技术和技巧，以突出强调演员和文本本身。另一方则主张，应该使用一些戏剧性手段去烘托演员，尽量将台词蕴含的澎湃情感引导和抒发出来使之更饱满，把原文本文学性的时间要素转换为舞台上戏剧性的空间力量。

在争论中，最终极简主义这一派占了上风。音乐的使用次数大幅削减，最终仅剩下短暂的三处——剧始、剧终和幕间过渡。整个戏也不再刻意在节奏上去做调整和变化，原先设想用若干个闹钟的“滴答滴答”声等手段来辅助强化3分钟、3分钟节奏，这一想法也被放弃。“以前还曾想过要用一个技术，比如说，使用多媒体。”李六乙告诉本刊记者，“用光打在布景的白纸上，文字在流动，观众的视线便会去阅读。”这些后来都出于对简约的追求而放弃了。“现在这个剧，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把朴素、简洁推向极致，减少戏剧性，甚至减少到观众难以接受的程度。”

“去除掉所有戏剧的修饰手段的初衷，是希望演员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李健鸣说，“我写这个剧本时，特意写成这种一人多角的形式，这样演员演起来才会过瘾。这部剧里是两个演员扮演了7个角色，主要角色有4个，其实本来可以安排下半场另外两个演员来演，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

“现在这个剧，在取舍之间，差不多是把戏剧性降到了一碗白米饭的度。”李六乙说，“就是这么一碗米饭，上面就撒了那几颗芝麻，就特别香。或者是日本的饭团，清香朴素，就是荷叶的味道。这个戏可能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这是我喜欢的风格，但不知道观众怎么样。”李健鸣说，“说没有压力是假的，但是我对这个戏的追求始终如一，希望它能大气，不俗气。”■